1946年冬，谢汉光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以“林业专家”的身份从香港辗转赴台，加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工委）。临行前，他在潮汕老家的土屋里与新婚妻子曾梅玉许下誓言。 他将一把铜锁交给她，郑重地说：“锁在人在，我一定回来。”曾梅玉攥着锁，泪眼婆娑地点点头。那一刻，院子里刚栽下的苦楝树苗随风摇曳，像是见证了他们的约定。 台湾的生活却远比想象残酷。谢汉光潜伏在基隆，表面上是林业实验所的普通职员，暗地里为台工委传递情报，联络地下党员。 1947年，他登记入职台湾省农林厅，化名“叶依奎”，这份伪装的身份成了他日后活命的护身符。 然而，1950年的“基隆中学事件”如晴天霹雳，台工委遭国民党当局重创，上级张伯哲被捕牺牲，组织几乎全军覆没。谢汉光侥幸逃脱，却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的逃亡生涯。 为了躲避白色恐怖的肃清，谢汉光逃进台东深山，伪装成林场工人。山林里没有灯火，他靠野菜和山泉果腹，营养不良让他患上了夜盲症。每到夜晚，他只能摸黑前行，跌跌撞撞，几次险些滚下山崖。 一次伐木事故，他被机器夺去了右手三根手指，鲜血染红了工服，但他咬牙包扎，继续干活，只为不露破绽。 在山中，他不敢与人深交，怕暴露身份。夜晚，他常坐在溪边，借着月光摩挲那把藏在怀里的铜锁，回忆曾梅玉为他梳头时发间的茶油香。 那是他唯一的念想，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档案记载，他曾在一封未寄出的家书中写道：“梅玉，苦楝树长高了吗？我还活着，等我。”但这封信，最终被他烧毁在山风中。 时间流转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两岸探亲。谢汉光在台东的林场听到了广播，愣了许久。他用“叶依奎”的身份提交了返乡申请，却因档案缺失被反复核查。 红十字会几经辗转，终于在汕头档案馆找到他的真实身份——谢汉光，饶平县浮滨镇人，中共地下党员。 1988年11月，他获批返乡，带着那把铜锁和一颗忐忑的心，登上了回大陆的船。 船行海上，他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模糊的海岸线。42年了，妻子是否还在？她是否还记得那把锁的誓言？他的心像被海浪拍打，忐忑不安。没人知道，码头上是否还有人等着他。 汕头港的码头上，人群攒动，横幅“欢迎亲人回家”在风中微微褪色。谢汉光下船时，腿脚发软，几乎摔倒。一个身影从人群中挤出，穿着粗布衣裳，头发花白却依旧用茶油梳得整齐。 曾梅玉站在他面前，双手颤抖，摸向他缺了三指的右手，眼泪夺眶而出：“当年你说‘锁在人在’，我就知你会回来……” 谢汉光哽咽着掏出铜锁，递到她手中。两人相拥，茶油香气弥漫，仿佛时间倒流回1946年的新婚之夜。 回到浮滨镇的土屋，谢汉光看到院子里那棵苦楝树已合抱粗，树皮上刻的“光”字被岁月磨平，只剩浅浅凹痕。 屋檐下，曾梅玉晒芋丝干的竹匾已经蛀损，她却日复一日地修补，像是用竹篾编织着对丈夫的信念。 邻居回忆，曾梅玉从不提改嫁，靠刺绣养大养子谢锋，屋里始终挂着那块褪色的“光荣军属”牌。她说：“汉光为国做事，我得守好这个家。” 谢汉光的归来，不仅是夫妻重逢，更是台工委那段隐秘历史的缩影。台工委1800余名党员，至1987年仅30余人幸存返乡。 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张伯哲，早已长眠于白色恐怖的枪口下。谢汉光的42年潜伏，是无数地下党人用生命书写的忠诚。他们隐姓埋名，山林为家，却从未背弃信仰。 重逢后的谢汉光和曾梅玉在浮滨镇度过了余生。1990年，谢汉光在镇志编撰时留下一句话：“我这一生，欠梅玉太多，但国不负我。” 2001年，他因病去世，曾梅玉将那把铜锁与他一同下葬。她说：“锁在人在，他在，我也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