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曾经暗中帮助刘少奇，临终前有一心愿未了，王光美帮她实现
“1963年春天，如果见到印尼记者，该怎么寒暄？”王光美在西山招待所轻声向宋庆龄讨教。 这一幕里，年轻的主席夫人谦逊求教，年近花甲的宋庆龄则举杯示意，娓娓道来外交礼仪的分寸。看似寻常的求助，却牵出两条时间线：一条是宋庆龄与刘少奇早年并肩的革命情谊，另一条是她直到弥留仍惦念的入党心愿。 倒回到1925年，五卅运动余波未平。刘少奇忙得脚不沾地，罢工经费却像漏水的水桶——筹不满。宋庆龄得知后，直接划出十万美元支票，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只一句“钱到了就办事”。那年她刚守寡，自己手头也紧，却扛下了这笔支援。
八年后，上海。何宝珍被捕牺牲，幼子“毛毛”食不果腹。宋庆龄托人按月送去抚养费，账目干净利索，从未在刘少奇面前提及。直到1958年，刘少奇偶然听友人说起，才知道那份暗中关照。“她的日子未必比我宽裕，却替我养了孩子。”刘少奇只说了这一句，随后沉默良久。 新中国成立后，两家来往更密。王光美带着孩子敲门，宋庆龄总要让几个小家伙围坐脚边，糖果递个不停。孩子们回赠自制贺卡，上面涂得五彩斑斓。刘少奇有些过意不去：“总收礼不好吧。”宋庆龄摆手打断：“小朋友的画，比什么都贵。”屋里一下笑声四起。 搬家风波是一段插曲。北京旧居潮湿嘈杂，有人提议再给宋庆龄盖一处新宅。她细算当时的国库，摇头拒绝：“盖房的钱不如建几所乡村小学。”那封婉辞信就是王光美代笔，言语简练，感情却足。
1978年冬，宋庆龄回到上海旧居小住，借镜头留下一张老宅照片。她说：“这是给自己留的念想。”其实，那也是在为人生做最后一次备份。 1981年初，身体像气球一样一点点瘪下去。主治医生顾大夫先给王光美打电话：“情况不妙，你最好来趟医院。”王光美赶到病房，看到昔日风采依旧的“宋先生”此刻神色憔悴，眼眸却清亮。她忽然想起二十四年前的那场谈话——宋庆龄曾轻声告诉刘少奇：“我想正式加入共产党。”当时为了统战大局，这个愿望被搁置。
病床前，王光美压低声音重复当年的原话：“您还想完成那件事吗？”宋庆龄用力点头。怕她神志不清，王光美又问第二遍、第三遍，答案依旧肯定。 走出病房，她马不停蹄进了中南海。见到胡耀邦，她声音嘶哑却句句清晰：“宋庆龄的意愿没有变，现在就看中央的决定。”胡耀邦想都没想，只说：“去办。”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用时不长，全票通过——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一纸决定送到医院，老人家接过文件，颤抖着手在病历夹上轻轻拍了拍，算是回应。旁人都记得，那一刻她眼角有泪，但笑得很年轻。
两周后，1981年5月29日清晨，宋庆龄静静离开。王光美写下日记：“她近六十岁时初见我，步履轻盈，如今终于安心。”上海虹桥机场响起追悼礼炮，海关仪仗队列队致敬。没有煽情的辞藻，只有军号声里微微发颤的尾音。 刘少奇在世时常说，宋庆龄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事实上，她更像一根细而韧的竹丝，把革命年代的友谊、人情和理想紧紧缠在一起。入党申请书批复生效那天，她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也让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画上了最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