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瑞卿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大会，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后来曾回忆说:“罗瑞卿同志由孩子推着手车从中山公园门口出来，停在会场的西北角落。我见他那样艰难的场景，劝他到荫凉的地方坐着。但罗瑞卿同志却说:‘我连这里都来不了啊，还能坐到哪里？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给我汽车，我自己去，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毛主席的追悼大会那天，北京阴着，天安门广场上风大得没一点人情味。 人群一批批往会场里涌，布置严谨，谁走哪条线，站哪一块地砖，早就划好了。 那是个不允许随意的地方，更不允许随意的人出现。 可偏偏有个人，就不在安排之内。 他没被通知，也没人给他安排座位。但他来了，坐着轮椅，由儿子推着，从中山公园北门的石板道上，吱呀吱呀地缓慢挪进广场。 他叫罗瑞卿，过去当过公安部长、总参谋长，也曾风头一时无两。但到那天，他不过是个勉强能站起来的老人，拄着两根拐杖，站在广场西北角，远远地望着毛主席的遗体，不哭也不说话，就是盯着。 那地方晒，人不多，也不是给他留的位置。他就这么站着，站得像钉在那里一样。 王定国也在现场，就是谢觉哉的夫人，年纪也大了。 她看到罗瑞卿，心里一惊，这么站着不得中暑？她走过去，低声劝：“你坐下歇会儿，这儿太晒了。”老罗没回头，嗓子低得几乎听不见：“我连这里都来不了啊，还能坐到哪儿去？不给我车，我也要爬来。” 他不是夸张，那两条腿，是十年前从三楼跳下去砸断的。 就在那年三月，他从家里的三楼一跃而下，两只脚跟骨碎成渣。有人说他是想死，但跳楼的姿势太像军人练的标准着陆，一手挡头，一手抱胸，像是求生而不是求死。 没死成。 送去医院，做了四次手术，躺了一年。 他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脾气不小，但话越来越少。组织上找他谈话，他开头就说：“我就是不服！”讲完又收住，盯着人看，眼神直得让人发虚。 可他就这么一个人，从不闹腾，越是气极，越是静，他的那股倔，是骨头缝里带出来的。 再往前推，他是毛身边的老人。 毛说“天塌下来有罗顶着”，说的就是他。从红军时期就在毛身边转，延安整风他管安全，新中国成立头几年他做公安部部长，全国第一场反特大案是他一手操办。 很多人怕他，更多人靠他撑腰，他那时候的办公桌是最热的地方，外头进不来，里头出不去。 但你得明白，这种人不是永远在上风口的。 林出事前，罗瑞卿就是被一脚踢开的铺路石。你想象一下，他被整下去之后，连他儿子、家属都跟着受罪。 家里电话停了，来往的人悄无声息。 他那时候就坐在屋子里，不说一句话，烟点上了，三分钟能抽完一根，不咳嗽。整整七年，他像从历史书里被撕掉的一页。等林叛逃，毛才忽然说了句：“罗瑞卿是被冤枉的。” 人一旦从地狱里回来，是不一样的。 他恢复工作那年，已经七十。组织上说，老罗年纪大了，是不是让他儿子从新疆调回北京照顾他？他说：“新疆更需要他。”说完这话，连个解释都没补一句，就算交代了。 家里也一样，他从不给孩子们搞特殊。 家住部队大院，儿子放学回家得先领一张供给条子，上面写着“罗小卿40天口粮”，拿着这张纸去食堂，才多打一个人的饭。 他有车，没准给夫人用？也没有。郝治平每周一要去党校上课，从来自己走两站地坐公交，挤不上车就再等一班。罗箭说：“从没见过我妈坐过我爸的车。” 你要说他死板，他确实不太近人情。 但家里孩子不怕他，他从不打人，顶多皱个眉，说一句“回屋去”。 一次郝治平火大了，打了儿子两巴掌，孩子哭了，老罗回来，问清楚情况，转头就说：“不能打孩子。”那语气不是训斥，是那种隐忍了很久的心疼。可他也不是纵着。 有回亲戚家的小孩来串门，他儿子讲了句带点优越感的话，老罗当场脸沉了：“你有什么看不起人的？你凭什么？” 他生气的时候不是大吼，是把筷子轻轻一放，眼神带着一股刀子味。 孩子都知道，老罗不怕你哭，也不哄你，他怕你没规矩。 规矩，是他心里最后那根绳子。 但他老了，真的老了。去参加毛追悼会那天，站了太久，心脏病又犯了，散场后直接被送进301医院抢救。 医生说他这种身体，不该受刺激。 他没听进去。广场那天那么多人，他站的位置没人给他安排，他就自己找了个角落。儿子推他过来的时候，他不让人扶，自己拄着拐站起来，膝盖都在打颤。 有摄影记者远远拍了张照片，他身后是一排花圈和卫兵。 他没看镜头，眼睛直勾勾盯着毛的遗体。 他这一生太长，也太苦。功过不说，但他从来没想逃。从被整、跳楼、坐轮椅，到拄拐杖进广场，每一步他都咬着牙走完。 他不演，也不求。 他的身体比谁都清楚那天的疼，但他的腿是撑着走完的，不是被抬过去的。 场子散了，人群退去，儿子推着他往回走。那条路，人越来越少。 他没回头，拐杖搁在膝上，双手搭着，像是睡着了。 阳光透过树叶，一点点洒下来，照在他褪色的军装上。衣服很旧，边角磨得发白。风吹过来，他的帽檐轻轻抖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