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洪学智下放农场养猪，被猪气得大喝：我可是开国上将洪学智 “嗨！你们这些不听话的家伙，再跑，我可要记过了！”——1970年11月4日凌晨，猪圈边的洪学智忍不住吼出这句带着半分无奈半分火气的话。夜色还浓，泥地里却已经闹腾得像集市，一群小猪拱翻木桶，满地乱窜。听到这声呵斥，旁边的孙炎峰愣了愣：一个月前他还不知道，眼前这个蹲在豁口里追猪的灰衣老头，是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指挥过数万人冲锋的开国上将。 清晨的薄雾散开，农场大院渐渐热闹起来。几名青年站在围栏外看热闹，小声议论：“真是洪副总参谋长？”“别瞎说，他现在可是我们粮库的小工。”说者语气带着狐疑，却也带着敬意。洪学智没理会，他们在哼哧喘气，他在琢磨战术——猪圈的门得加固，饲料得调配，最要紧的是先把猪哄进圈。对他来说，这跟当年在朝鲜布阵并无两样，只是对手换成一群饿得见风就跑的小畜生。 时间往回拨三十天。10月2日午后，风卷黄叶，一辆军用卡车停在吉林金宝屯胜利农场。车门开处，两个年轻军人先跳下，随后搀下一位五十出头的老同志。没有欢迎仪式，只有豆腐坊里飘出的湿热蒸汽和黄豆香味。负责豆腐坊的“老穆头”听说来了个“老洪”，只抬眼瞄了一下：“干活儿的吧？先换工作服。”直到当晚农场接到省里通知，才知道这位“老洪”就是一年前还在重工业厅主持工作的洪学智。 职位骤转，气度不变。落脚第二天凌晨五点，洪学智就跟着磨豆，点卤、压块一气呵成，老穆头看得直咂舌：“行家里手，可惜了。”老洪笑笑，只留一句：“家里世代贫农，豆腐活计熟得很。”此话半真半假，他确实是贫苦出身，却从未真靠磨豆谋生，少年习武，青年从军，打到解放战争尾声时已是东北野战军的要员。 短暂的豆腐坊时光，农场青年很快发现这位老同志干活不要命。扛麻袋那天最能说明问题：200斤的粮包，一般年轻小伙两人抬他一人扛，跳板窄如尺，他稳得像装了陀螺。一个上午连趟十几趟，肩头勒出青印，也没吭一声。午饭时还有心情给大家讲战场趣事，惹得几个小工哈哈大笑，累意倒消了一半。 正是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让农场领导把新开的养猪场交给他。交接那天，猪仔们正缺料，饿红了眼，到处啃庄稼。没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洪学智却点头：“行，我试试。”头三天几乎是被猪“牵着鼻子走”，泥浆糊了一身。第四天夜里，他被猪气得拍栏杆，高声自嘲：“我可是开国上将洪学智，连你们都收拾不了？”一句玩笑，一身汗。 方法总比困难多。第五天拂晓，他挑着两担酒糟回来，掺谷糠煮透。酒糟香味一出，小猪们围着料槽打转，吃得肚圆，倒头就睡。趁这功夫，他补栏杆、装闸门、规划圈舍动线。几天后，猪仔再没闹过事。此后一个月，他坚持早晚各煮一锅酒糟杂粮，猪长得飞快。三个月，七十多头猪个个身壮体肥，农场账面上第一次出现肉食盈余。 有意思的是，这个小发明意外带动了地方酒厂。原本要倒掉的酒糟变成抢手货，厂里一个会计算了笔账：一年能多卖出近两万斤酒糟，折合现金足够添置一条灌装线。当地报纸登了短讯，没写出发明者姓名，只说“驻场技术员老洪”。消息传到省里，有人对号入座，轻轻叹息：“他还是那个洪副总参谋长，哪里像个下放干部？” 1971年初春，中央组织部门着手为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平反，洪学智也在名单里。4月16日，复查组派车来接他回省里。听到消息，农场职工拥到路边，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塞给他一双自家纳的千层底鞋，有人掂着两个咸鸭蛋硬往口袋里塞。洪学智把打包好的行李解了，又分出自己用惯的搪瓷缸、棉大衣给几个困难户。车发动时，他只说了一句：“我离开，但咱还在一个祖国，谁要是路过北京，来找我喝茶。”话不多，声音却沉稳。 半个世纪后，2003年夏，他再回金宝屯。八十四岁的他拄着拐杖，走到当年猪圈旧址，木栏早换成水泥围墙，墙根仍能闻到淡淡酒糟味。他笑着同陪同人员回忆：“那一年多，没上过战场，却天天打仗。对手是体重不足三十斤的小猪，却厉害得很。”在座的年轻职工听得直乐，不敢打断。 不得不说，洪学智在农场这段插曲，看似离奇，却与他一生行事风格连成一线：分到什么岗位，就在那儿做到最好；面对什么样的“敌人”，就琢磨最简单有效的招。战时是敌军，和平年代可能只是饿急了的猪仔，本质没变——都是问题，都需要解决。 我个人一直认为，某种意义上，这一年多的下放比金星勋章还珍贵。它让一位曾经意气风发的高级将领，重新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群众站在同一条生产线。磨豆、扛包、养猪，这些最基层的工作催生了那句他后来常说的话：“劳动锻炼人，哪怕当过将军，也得出汗。”他不是在展示高风亮节，只是在重复一种信念：真正的强大并非军功章，而是始终能把每件小事干到极致的那股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