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张国立拉着王刚去找李保田说：“咱们三个组团拍戏，肯定火。”李保田却摆摆手：

当年，张国立拉着王刚去找李保田说：“咱们三个组团拍戏，肯定火。”李保田却摆摆手：“戏都拍完了，我不玩了。”

随后，他就很少在银幕上出现。

1996年，《宰相刘罗锅》成了现象级剧集。李保田演的刘墉，刚正里带着狡黠，驼背佝偻的身形里藏着一身骨头，观众说“这才是真的刘罗锅”。

投资方趁热打铁，想拍续集，开出的片酬翻了三倍，张国立（饰乾隆）和王刚（饰和珅）都动了心。可李保田却一口回绝，他认为刘墉的故事该说的都说了，再拍就是“消费观众的喜欢”。

张国立劝他：“保田，观众爱看，咱就演呗，又不是瞎编。”

李保田却红了脸：“观众爱看，是因为咱拍得真。真东西不能兑水，兑水了，就成了糊弄。”

他收拾好行李，不等剧组挽留，直接回了家。

那时的演艺圈，早已流行“IP续拍”“流量至上”，李保田的“执拗”显得格格不入。

有人说他“假清高”，有人说他“不会变通”，他只在采访里淡淡说：“演员不是商人，不能光想着赚钱。

观众把时间给了你，你就得给人家真东西。”

李保田对“真东西”的较真，不止对自己，对身边人更甚，尤其是儿子李彧。

拍《钦差大臣》时，李彧演个小吏，台词念得磕磕巴巴，表情僵硬。

李保田在监视器前看了两分钟，“嚯”地站起来，当着全剧组几十号人的面，指着李彧骂：“你这演的是啥？小吏的谄媚不是挤眉弄眼，是藏在笑里的算计！你连角色的骨头都没摸到，还好意思站在这儿？”

李彧脸涨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顶嘴——他知道父亲的脾气，对戏不对人。

那天收工，李彧躲在角落抽烟，李保田默默递过来一瓶水，没提白天的事，只说：“明天早起半小时，我陪你走戏。”

后来李彧说：“我爸骂我最狠的时候，全剧组都以为我们父子俩要闹翻。可他转脸就去找导演，说‘我儿子悟性差，但肯练，多给他点时间’。”

李保田对儿子的严苛，藏着对“演员”二字的敬畏：“你是我儿子，更不能砸了‘演员’的招牌。”

他从不让李彧靠自己的名气接戏，却会悄悄把适合儿子的剧本塞给他，附张纸条：“这个角色市井气重，你多去菜市场逛逛，看看小贩怎么跟人讨价还价。”

那份藏在“严苛”背后的父爱，像他演的刘墉，看着硬，实则软得很。

让李保田彻底“得罪圈里人”的，是告制片方的事。

拍《钦差大臣》时，合同里写着“30集”，可拍到后期，制片方为了多卖钱，硬加了3集“回忆杀”和“无关支线”。

李保田看了成片，气得拍了桌子：“这是注水猪肉！观众花时间看，不是来看废话的！”

他找到制片方理论，对方笑着打哈哈：“保田老师，大家都这么干，多赚点钱不好吗？”

李保田没笑：“钱要赚得干净。你们这是骗钱，还是骗观众的信任？”

协商无果，他一纸诉状把制片方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因作品注水导致的名誉损失”。

官司赢了，他却成了圈里的“异类”——没人敢再找他拍戏，怕他“太较真，惹麻烦”。

那段时间，李保田没戏可拍，就在家养花、养鸟。

朋友劝他“服个软，找个台阶下”，他却指着花盆里的草说：“你看这草，长歪了就得扶，不然就长废了。戏也一样，注水了不较真，演艺圈就成了烂泥潭。”

如今的李保田，快80岁了，活成了邻居口中的“怪老头”。

他不喜欢“热闹”，尤其是演艺圈的热闹。

有人找他参加综艺，开价七位数，他说“我演不好‘李保田’这个名人”；

有人想拍他的传记，他说“我的故事都在戏里，戏外没什么好说的”。

李保田的“犟”，从来不是跟世界较劲，是跟自己较劲——较劲角色够不够真，较劲作品够不够实，较劲自己配不配“演员”这两个字。

演艺圈里，有人靠圆滑走得远，有人靠流量站得高，而李保田，靠“认死理”活成了一面镜子。

他或许没赚到大钱，没一直站在聚光灯下，却让观众记住了“刘罗锅”的风骨，记住了一个演员对艺术最朴素的敬畏。

就像他说的：“戏比天大，观众比戏大。”这句话，够演艺圈学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