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最后一位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北京站站长”被捕了，他就是潜伏多年的李家琪，公安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看着大彩电… 他叫李家琪，这名字听着普通吧？就跟隔壁爱下棋的李大爷差不多。可他的另一个身份，说出来能吓人一跳——国民党军统“北平站”的最后一任站长。 1983年2月1号，北京公安摸进了宣武区一条叫“大耳胡同”的地方，目标是39号院。当门被推开时，李家琪正靠在沙发上，悠哉悠哉地看着当时还是稀罕物的大彩电。画面上花花绿绿，他看得入神，丝毫没察觉到，他那横跨了近半个世纪的特务生涯，就要在这台彩电前，仓促地按下停止键。 看到公安人员，他没怎么慌张，只是眼神有点飘。几十年的风浪过来了，这点场面他顶得住。他甚至还想挣扎一下，说自己是“退休工人”，是“爱国人士”。可当冰凉的手铐“咔哒”一声锁住手腕时，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街坊邻居全围在门口看，个个都想不通。这个平日里拄着拐杖、见谁都笑呵呵的李大爷，怎么就成了特务？他家那台彩电，胡同里多少孩子都去看过，他总是笑眯眯地给大伙儿倒水，还抓把糖塞孩子手里。这戏，演得也太真了。 这事儿啊，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李家琪是河北人，14岁就跑去加入了军统的外围组织“华北铁血锄奸团”。你听听这名儿，够热血吧？在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都有股报国的劲儿，李家琪也不例外。他有文化，脑子活，下手也狠，很快就在军统里混出了头。 20岁那年，他就已经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别组的副组长，兼任“北平站站长”。年纪轻轻，手握生杀大权，风光无限。那会儿的北平，不知道多少进步人士和咱们的地下工作者，都栽在他手里。他手段毒辣，是出了名的“恶棍”。 可老话讲，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在同一年，他去山东解放区执行任务，结果脚跟还没站稳，就被我军给逮了。他嘴硬，死活不承认自己是站长，就说是个小兵。但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他也只能低头。 按理说，他这种级别的特务头子，犯下的罪行足够枪毙好几回了。但咱们这边讲究政策，给了他一个改造的机会，把他送去了青海的农场。 在青海的二十多年里，他表面上积极改造，实际上心里那团火，一直就没灭过。他始终觉得，自己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1975年，国家实行特赦，他居然提前出狱了。 重获自由的李家琪，就像一条蛰伏已久的毒蛇，开始寻找新的机会。他辗转联系上了自己以前在军统的一个旧相识，通过这层关系，成功和台湾方面的情报机构搭上了线。 台湾那边一听，军统的“北平站站长”还活着，简直如获至宝。立马给他下达了新任务：潜回北京，建立一个新的情报网。 李家琪领了“圣旨”，悄悄潜回了北京。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他需要一个“家”做掩护。他看上了一个姓王的寡妇，这位大姐还带着一个叫仇云妹的养女。李家琪打听到，这个仇云妹，就在农业银行总行的监察司工作，负责收发文件。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李家琪立马展开了攻势，对王大姐嘘寒问暖，对自己这个“继女”更是关怀备至。仇云妹从小缺少父爱，哪顶得住这个“慈父”的温情攻击？今天给买新衣服，明天带去看病，还帮她解决工作上的难题。仇云妹很快就把他当成了亲生父亲一样信赖。 信任建立起来后，李家琪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他先是假装无意地问：“闺女，你们单位最近有啥有意思的文件没？让爸开开眼。” 仇云妹没多想，就真把一些普通文件拿回家给他看。 几次之后，李家琪开始用金钱诱惑：“闺女啊，爸有个朋友想做点研究，需要一些银行的内部资料，不犯法，就是参考一下，事成之后有重谢。” 在亲情和金钱的双重攻势下，仇云妹的防线彻底崩溃了。她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将大量银行的内部文件，甚至一些带着“机密”字样的红头文件，偷偷带回家，交给李家琪。而这些情报，很快就通过秘密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台湾。 靠着这条线，李家琪的间谍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台湾方面对他大加赞赏，甚至在1983年初，派了一位叫蔡苹的香港女子，专门给他送来了“嘉奖令”——正式任命他为国民党大陆工作会“北平站站长”，代号“25607”。 这可能是他特务生涯里最高光的时刻，但他不知道，一张天网，早已悄然收紧。 其实，公安部门早就注意到他了。一个“退休工人”，哪来那么多钱买四合院、买大彩电？还经常有香港的“亲戚”来往？他的邻居，也觉得这个“李大爷”有点不对劲，悄悄向派出所反映了情况。 随着蔡苹在返回香港途中被捕，所有的证据链都形成了闭环。李家琪的“站长”美梦，做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该醒了。 逮捕他的那天，公安人员在他家里搜出了大量的间谍工具：密写药水、微型相机、密码本，还有那封滚烫的“任命书”。面对这一切，李家琪彻底蔫了。 最终，李家琪因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精心培养的“继女”仇云妹，也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