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翠兰：刘胡兰式的女英雄 王翠兰是老王庄子东北街人。16岁那年，她加入了抗日妇女救国会，没多久就当上了村妇救国会主任。她有两个形影不离的伙伴——王淑兰和王文兰，村里人叫她们“三兰”。 在战火连天的冀东平原，这三个小姑娘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缝军鞋、做军袜，喂伤员、端水喂饭，有时候还得替伤员擦洗伤口、换药。要知道，那时候不少伤口化脓流脓，气味呛人，可她们从来没嫌弃过。 在那个讲究“女子不外出”的年代，她们顶着流言蜚语，和男人一起站岗、传递情报。地主、汉奸造谣说她们“抛头露面”，甚至想借机破坏她们的名声。翠兰的父亲是个老实人，开始也担心女儿受牵连，想劝她回家少掺和，可她一门心思想的是前线和同志，拦也拦不住。 1944年5月3日，王翠兰光荣入党。她说过一句话：“干活多，干活快，心里才踏实。”入党后，她更是冲在最前面。 抗战胜利后，老王庄子开始土地改革。但地主势力仍在，本村有个地主父子，造谣、威胁、散布恐慌。翠兰看得很透：“不斗倒他们，咱的活干不下去。” 她带头搜集罪行证据，组织妇女在斗争大会上站在最前排。男人们受她带动，也站出来作证。最终，恶霸地主被斗倒，群众分到了地，心里也有了底。那一次，村里人对她的敬佩又深了一层。 真正的危险出现在1946年12月9日。逃跑的地主父子带着国民党军队和“伙会儿”杀回村里，想一网打尽区、村干部和物资。他们点名要抓“三兰”，还悬赏百元“现大洋”。 翠兰带着群众把公家和私人的粮食、布匹都藏好，才和大伙一起撤到苇泊里。那片苇泊足有十多华里，苇子高密，冬天结着冰，是天然的屏障。可是，敌人的“伙会儿”里有本地人，熟门熟路。组织上劝翠兰先转移，她摇头：“我不能丢下乡亲们。” 苇泊里的生活别提多苦了。腊月十五那天，鹅毛大雪下了两天两夜，雪深到膝盖，天寒地冻，很多人耳朵、脚趾都冻坏了。翠兰白天安抚群众，晚上替人站岗，还要向大家传达前线的好消息，鼓劲打气。 后来敌人用炮轰的办法轰苇泊，人们被迫分散。翠兰自己潜回村里，化名寄住在一位王姓大娘家，打算继续秘密活动。 真正的转折，来得很突然。 “伙会儿”用“现在不抓人了”的谎话骗翠兰的父亲回家，又让他劝翠兰回来。老人老实，以为真能平安，就劝女儿别在外头受苦。翠兰回到家，当晚就被捕。 12月25日，她被押到敌人的据点。敌人以为她是个年轻姑娘，吓一吓就能招供。但他们没想到，她早就把生死放下了。 “是不是共产党员？” “当然是，不然你们会到处抓我？” “为什么参加共产党？” “为了穷人翻身，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为了共产主义。” 敌人问干部在哪儿、物资在哪儿，她只说：“不知道。” 敌人用尽酷刑——灌凉水、辣椒水、煤油；烙铁烫身；竹签钉进指缝；火烧头发……她昏过去，又被泼醒，嘴里还是那三个字：“不知道。” 他们把她父亲和奶奶抓来劝降，她强忍眼泪说：“回去吧，我不会给咱穷人丢脸。” 临刑前，敌人吊她在屋檐下示众，剥去衣服，用冰水泼。放下时，她已经冻得无法行走，耳朵和几根手指在摔落时掉在地上。 敌人问：“疼不疼？” 她笑了：“共产党员不怕疼。” 让她下跪，她说：“死不可怕，但绝不跪在土匪面前。”她还对同时被捕的四位同志喊：“咱们死得值，将来会有人报仇！” 走向刑场时，她昂着头，对乡亲们喊：“我什么也没说，我死得光荣，天下是咱们的！” 最后一刻，她高喊：“共产党万岁！”然后倒下。那一年，她才18岁。 王翠兰牺牲后，老王庄子的人久久不敢提她的名字——不是忘了，而是怕刺激到老人。可在村民心里，她永远是那面旗帜。 2004年，王翠兰烈士陵园被定为唐山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0年，她被评为唐山百年十大女杰。每年三八节、清明节，当地都会有人去献花。 如果你去曹妃甸的滨海镇，可以在纪念碑前多站一会儿。碑下安眠的，是一个18岁的姑娘，她的青春早已化作那片土地上的风。 她的名字，值得被一遍一遍地念出来—— 王翠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