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周总理不慎被捕，一国民党军官却悄悄给他换上国民党军装，准备带他离开，谁知一出门就碰到一位高官，还是旧相识，要遭！ （参考资料：2018-09-19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4·12"政变周恩来一度被捕 被黄埔同学搭救） 1927年的上海，正处在一场巨变风暴的中心，革命的激情与反革命的暗流，在这座不夜城里猛烈冲撞，空气中弥漫着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息。 谁曾想，就在那年4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竟然一步步踏入了一个精心布置的死亡陷阱，他的命运，乃至中国革命的未来，一度悬于一线。 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几位身份与立场各不相同的人，凭借着一念之间的抉择，悄然改变了一切。 倘若没有他们，后来的周恩来总理，或许将不复存在，那么，究竟是谁在千钧一发之际，两次将他从死神手中拉回？ 故事要从4月11日那个风雨欲来的夜晚说起，身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指挥部的周恩来，突然收到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一封急信，信中恳切邀请他与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前往师部共商要事。 当时，反共的谣言四起，局势已万分凶险，众人劝他，这是一场“鸿门宴”无疑，可为了抓住最后一线化解危机的希望，周恩来毅然决定以身犯险。 他抵达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师司令部时，随行人员的武装立即被缴，周恩来瞬间看清，自己已身陷虎穴，谈判中，斯烈言辞闪烁，避重就轻，显然意图拖延时间。 直到凌晨时分，窗外骤然响起的密集枪声，才彻底揭开了这场骗局的真相——“四一二”政变，终于开始了，周恩来骤然醒悟，这正是“调虎离山”之计。 就在周恩来陷入绝境之时，营救行动也在中共党组织内部紧急展开，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得知消息后，立即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联系上了与党组织有联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 赵舒接到求助后，毫不犹豫，火速赶到第二师司令部，他深知，此时只有动用自己作为党代表的身份，以及与斯烈多年来的旧情，方有转圜余地，他将斯烈拉到一旁，对其晓之以理、痛陈利害，严令斯烈必须立即放人。 在赵舒的强力干预下，斯烈最终让步，周恩来得以逃过第一劫。 然而，危机并未就此平息，周恩来惊险脱身司令部，却发现旧日的指挥部已沦陷，此刻竟无处可去，为了躲避全城大搜捕的“白色恐怖”，他独自一人雇船渡过黄浦江，藏身于相对偏僻的浦东贫民区。 岂料，浦东看似偏僻，同样是国民党军队严密布控的重点区域，天刚一亮，他就在一处棚户区被第二十六军第七团的士兵搜出，并直接押送到了团部，这一次，似乎再无转圜余地。 负责审问他的，是团长鲍靖中，可当鲍靖中走进关押周恩来的小屋时，他整个人猛地一怔，如遭雷击——眼前这位阶下囚，竟然是自己当年在黄埔军校时无比敬仰的政治部主任！ 鲍靖中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曾在东征中立下战功，他一向思想进步，对蒋介石的反共行径极为不满，那一刻，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中萌生：无论如何，也要冒着生命危险，救出这位昔日的老师和首长。 鲍靖中不动声色地支走了看押的士兵，向周恩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营救的决心，他找来一套士兵的军服让周恩来换上，计划伪装成自己的部下，亲自护送他离开。 可就在他们准备动身之际，一个意外的访客却让鲍靖中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突然赶到，而他同样是周恩来在黄埔的学生。 原来，师部内部对如何处置周恩来意见不一，副师长主张就地枪决，而酆悌内心挣扎，前来是想劝说老师发表“脱共声明”以求保命。 当酆悌看到鲍靖中惊恐的神色和屋内的情形时，他几乎瞬间心领神会，而这位同样心怀旧情的学生，最终选择了默许，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立场，他佯装不知，只是简单询问了几句“清共”情况，便匆匆离去。 酆悌的离去，为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赢得了最后宝贵的时机。 鲍靖中不敢再有片刻耽搁，立刻带着化装后的周恩来，一路巧妙地骗过多道岗哨的盘查，在重重险境中辗转腾挪，最终成功将他护送至火车站附近，使其得以安全脱险。 这段历经生死的旧谊，周恩来铭刻在心，一生不忘，时光荏苒，当年的青年革命家已成为新中国的总理。 1950年夏天，周恩来到南京视察工作，第一件事，便是特意嘱咐时任南京市长刘伯承等人，务必寻得鲍靖中的下落。 鲍靖中在抗战中负伤后，已辞去军职，闲居在南京，直到1956年，周总理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再次来到南京，才终于联系上这位救命恩人，并亲笔写信致以问候与感谢。 第二年，总理又专程赴南京看望鲍靖中，并嘱咐当地政府一定要照顾好他的生活，这段跨越了派别、战争和近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最终在平静的岁月中得到了圆满的回响，鲍靖中后来在南京安然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