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毛主席在观看《智取威虎山》时，听到杨子荣唱段“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天换人间”时，他敏锐指出：“这句唱得好，但有一个字要改。” 毛主席是顶尖的语言大师，可不是随便夸的，他这人有个特点，不管是谁提的意见，只要说得在理，哪怕只是改一个字，他都乐意听、认真改。 1949年秋天，救国会的章乃器从香港到北平开会，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随口说加个“新”字更好。 没过多久，毛主席见了他就说：“你的意见很好，已经加上了。”就这一个“新”字，把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新生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 到了1951年，国家要出兵朝鲜，一开始想叫“支援军”，黄炎培觉着“支援”这词不妥，容易让人觉得是要跟美国宣战，周总理也觉得有道理。 毛主席一听，拿起笔就改成了“志愿军”，“志愿”两个字，既说清了出兵是人民自愿，又避开了外交上的麻烦，这一字之改，藏着多大的智慧。 写诗的时候他更较真，1952年，山西大学的罗元贞给毛主席写信，说《七律·长征》里“金沙浪拍云崖暖”的“浪”字，跟前面“五岭逶迤腾细浪”的“浪”重复了，建议改成“水”。 毛主席很快回信感谢，后来再版的诗词就真改了，还特意注明是“不相识的朋友”提的建议。 还有《沁园春·雪》里“原驰腊象”，臧克家问“腊”字怎么讲，毛主席让他说说看法，臧克家建议改成“蜡”，跟前面“银蛇”对应更工整，毛主席当场就点头：“好，你替我改过来。” 看到杨子荣“打虎上山”那一段，唱词是：“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天换人间”。 他当时就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句唱得好，但“迎来春天”太直白，改成“迎来春色”就不一样了。 你看，“春天”说的是季节，听着平；“春色”呢，能让人想到冰雪消融后草木发芽、大地焕新的样子，一下子就有了画面，把革命胜利后的希望写得活灵活现。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还特意接见了全体演员，鼓励他们继续用艺术传递革命精神。 这一字之改，看着简单，其实藏着大学问，毛主席改的不只是字，是把抽象的感情变成了能看见、能摸到的形象。 “春天”只是个时间概念，“春色”却带着颜色、带着生机，让人一听就心里舒服。 他改的所有文字，都有这个特点：既准又活。说它准，是每个字都得落在点子上。 “志愿军”的“志愿”，比“支援”更合情理；《长征》里的“水拍”，避开重复还更显江水的力道。 说它活，是每个字都带着气儿，能让人动感情。 “蜡象”的“蜡”，比“腊”多了层光泽，跟“银蛇”放一起，雪天的壮阔一下子就出来了；“春色”的“色”，比“天”多了层味道，革命胜利的喜悦就这么跟着唱词钻进人心里。 更难得的是，他从不觉得自己的文字改不得。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普通作者，谁提的意见对，他就听谁的。 章乃器是民主人士，罗元贞是大学教授，臧克家是诗人，他都一视同仁，这种谦虚，是真把语言当成了服务人民的工具，工具好不好用，得用的人说了算。 他的语言里，还藏着古今中外的学问，你看他写东西，既能用“实事求是”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词，又能创造“为人民服务”这种一听就懂的话； 既能写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种有古诗词味儿的句子，又能说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种老百姓一听就乐的大白话。 这种本事，叫博古通今，更叫深入浅出，把深道理变浅，把老智慧变新，让所有人都能接住、都能明白。 毛主席的语言功夫，从来不是耍笔杆子的技巧，而是跟他治国安邦的本事连在一起的。 他知道，语言不只是文字，是能团结人、鼓舞人的力量，一句顶用的话，能抵得上千军万马；一个贴切的词，能让老百姓心里的火苗烧得更旺。 真正的语言大师，从来不是把文字雕得花里胡哨，而是让每个字都长在时代的土壤里，扎进人民的心坎里。 毛主席就是这样——他改的是字，练的是心，聚的是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