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昆明一起失踪案，牵出一个犯罪团伙，短短3年连害19条人命 “2000年6月14日17点15分，信号出现了！”值班民警捂着耳机大声提醒同事，话音未落，几个人已经翻身冲出办公室。那一天，原本沉寂了近两个月的手机忽然在昆明一家典当行亮屏，相当于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 追溯到4月23日，王春所驾着一辆黑色越野车离开单位后便没了踪影。人未归，车也没找见，只剩家属急得团团转。警方启动常规搜索，空中无人机、地面巡逻、湖里打捞都试过；结果一无所获。唯一还握在手里的线索，就是那部始终不通的手机。 机主不见，手机号却没有停机，技术部门索性把信令做了单独标记。两个月后，这部沉默的手机被人开机试通话，位置精准落在青年路那家典当行二层。刑警分两组包抄，五分钟，守柜台的年轻男女被按倒在地。男子叫柴国利，黑龙江佳木斯人，此刻却先在云南落网。 柴国利嘴硬不到半小时。笔录上出现了几个新名字：杨天勇、肖林、滕典东、杨明才、左曙光、肖力。一个七人团伙，一支手枪，两颗退伍兵带来的手榴弹，还有三只养殖场用来毁尸的狼犬。案卷里第一次出现“专业分工”四个字，这也是随后几个月云南警方夜不能寐的理由。 沿着口供梳理时间轴，调查人员把镜头拉回1994年。那年冬天，肖林在东北骗了100万后南下昆明，先去东站派出所找老同学——杨天勇，一位因为旷工被边缘化的铁路公安。两个人在小饭馆推杯换盏时达成默契：既然日子看不到希望，不如赌一把大的。杨天勇熟悉办案流程、熟悉警械管理，更懂路口执勤的盲区，他把这一切称作“资源”。 1995年春，他们买来第一把土造手枪。为了给新人“压惊”，肖林干脆在春苑小区劫车杀司机，现场除一枚手榴弹拉环外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第一次出手后几个人回大理“散心”，胆子越养越肥。1997年11月，三名联防队员深夜拦车检查，被团伙连开数枪，两死一重伤；路边正好走过的军人也中弹身亡。枪声在空旷公路回荡，案发现场却找不到半颗弹壳——杨天勇用塑料布先垫，打完再收。 逃亡之余，杨天勇把团伙打造成“公司”，规则写得比企业章程还细：出勤叫“活动”，所得先扣20%列入“公费”，谁擅自联系外人罚款1000元，警服、袖标统一保管。事后查看缴获笔记本，第一页居然是敬礼动作标准图解。不得不说，伪装成警察拦车，比蒙面持刀更能让受害人放松警惕。 1998年4月20日，昆明郊外又响枪声，两名真警察殉职，误抓冤案一次。杨天勇在自家保险柜里留存全部“笔录”，他在审讯中解释：“想看看警方能不能查到我。”听来近乎炫耀。 时间来到2000年。柴国利刚被捕，余党开始四散潜逃。6月18日，北京方向62次列车，乘警接到密电：一名佳木斯籍男子携枪，同行妻儿。铁路公安换了便服反复核对车号，次日中午12时肖力被擒，他只提出一个条件——“别碰我孩子。”枪没出膛，人已束手。 警方随后兵分数路：一组盯住所，一组蹲守养殖场，再调武警围山封路。外界猜测杨天勇会疯狂抵抗，结果7月初收网那天，他戴着草帽在猪圈喂食，被荷枪实弹的干警摁倒，对押解车里的摄像头淡淡来一句：“跑不掉了，早知道。”同一天，肖林在西郊麻将桌旁被抓，现场还有妇孺，便衣干警借拿烟的瞬间把他顶到墙上，桌上的麻将牌哗啦散落。 十月十八日，昆明中院大审判，旁听席挤满受害人家属。公诉人刚念起起诉书，一位老太太悲鸣失声，另一边，十五岁少年死死攥拳。为了防风险，法警在法庭外侧搭起两道金属探测门，旁听证限量发放。有人盯着被告席低声嘀咕：“也就这副样子。”当日记录显示，杨天勇身高一米八，却看上去矮了一截，面色灰败。 七名主犯最终被判死刑，附带民事赔偿各项共计四十余万元。宣判落槌后，参与抓捕的老刑警把手机里那张典当行照片删掉，理由很简单：任务结束。夜里，他在备勤室点上一支烟，只说了一句：“把枪交给不该拿枪的人，后果就这么惨。” 案件归档至今，卷宗加封条静静躺在市档案馆负一层。年轻侦查员偶尔去翻，最先注意的往往是那本“公司手册”。从警十几年的人读起来感慨更多——制度若真让罪犯先学会，执法者只能被动补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