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76年，浩然为毛主席守灵，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待到灵床近处，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无声淌泪，或小声抽泣，有的放声哭嚎，有的人悲痛欲绝，被左右挽住搀住，有人不顾一切地扑向灵床，被强有力地拉住，则昏倒在地……” （参考资料：2016-09-09 民族复兴网——浩然：我给毛主席守灵） 1976年9月9日，北京评剧团的作家浩然正领着几位同事，在简陋的防震棚里讨论剧本，环境实在不便，一行人只好挪到楼上的会议室。 谁知推开门，屋里的景象让他当场愣住了，文化局的几位领导，吴林泉、石敬野等人，像一尊尊失了魂的雕像，呆坐着，脸上挂着怎么也止不住的泪。 他心里咯噔一下，瞬间什么都明白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那一夜，浩然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整个国家，也是对自己的灵魂拷问：“周总理走了，朱老总走了，现在毛主席也走了，这条漫长的革命路，八亿人要怎么走下去？” 而紧接着的，是更深切的个人迷茫：“我又该怎么走下去？没人能回答我，我只能靠自己。” 他当时并未料到，答案，会通过一个简陋的半导体收音机，以一种最意外的方式到来。 要理解浩然心里那份天塌下来的悲痛与彷徨，就必须回到三十年前，抗战后期，他还是个农村少年，跟着村里的孩子唱“东方红”，却压根不明白唱的是什么。 父亲刚去世，他随母亲投奔舅父，唯一的念想，就是和祖辈一样“安分守己当个庄稼人”，可命运偏不放过他，母亲也撒手人寰，狠心的舅父竟想凭着写有他名字的地契，把浩然姐弟俩扫地出门。 就在两个孤儿即将流落街头时，是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来了，他们不信那张“会说话的文书”，只听群众的真话，最终为姐弟俩主持了公道，保住了活命的家。 从那一刻起，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便深深烙在了这个少年心底，成了他后来投身革命、苦干三十年的原动力。 也正是这份恩情，点燃了他这个“半文盲”的文学梦，他一边玩命补文化，一边苦练笔耕，牢记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纲领，硬是把当作家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成名后，每逢五一、十一，他都会挤在游行的人潮里，只为远远看一眼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从他挥手的身影中汲取写作的力量。 当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广受好评，甚至有机会被改编成京剧时，浩然曾天真地幻想：要是毛主席能看到这部戏，会不会接见我？好让我当面说说这份埋了半辈子的感激，然而，这个愿望终究是落空了。 9月9日那个悲伤的夜晚，浩然失魂落魄地回到防震棚，女儿春水和儿子秋川正趴在地铺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半导体收音机。 妻子告诉他，电台在播报治丧委员会名单，他颓然坐下，耳边流过一个又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就在他以为这庄严的名单即将结束时，播音员用同样沉重的语调，念出了两个字：“浩然”。 整个防震棚瞬间安静了，是他，真的是他，浩然，竟成了二百多名治丧委员会成员中，那唯一的作家代表，巨大的悲痛之上，覆盖了一层更巨大的荣耀与责任，他彻夜未眠，第二天几乎是一口气写下三篇悼念文章。 9月11日清晨，浩然遵照安排，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被紫色的丝绒巨幕隔开，西半边就是肃穆的灵堂。 毛主席安详地躺在透明的灵柩中，覆盖着鲜红的党旗，仿佛只是睡着了，浩然与其他治丧委员分列两旁，沉默伫立，为领袖守灵。 吊唁的群众从他们中间缓缓走过，汇成了一条悲伤的河流，几乎每个人走近灵床时都情绪失控，压抑的抽泣和撕心裂肺的哭嚎混在一起。 浩然看见大寨的郭凤莲被人搀着，哭喊着不愿走；也看见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和李讷，泪已流干，只是默默凝视着父亲，深深鞠躬后静静离开。 站在这悲痛的洪流中，守灵的人也陪着流泪，直到泪干，直到四肢因久站而阵阵抽搐，轮换休息时，即使退到幕布东边，隔着幕布传来的哀乐与哭声依然让人心绪不宁。 他主动要求增加一班守灵，只想在这位改变了自己一生的伟人身边，多待一会儿。 等候轮班时，他坐在休息厅的沙发上，历史在脑海中翻腾，从孔孟到秦皇汉武，再到孙中山，中华五千年英豪无数，但毛主席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颗，能与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做他忠诚的追随者，又是何等的骄傲。 浩然提笔草拟了悼念短文《不落的太阳》，汹涌的情感找到了出口。 9月18日下午3点，最后的告别来临，浩然与其他治丧委员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前的临时高台，站在华国锋身后，面对广场上百万群众汇成的悲伤海洋。 那一刻，望着台下望不到尽头的人群，他的内心无比清晰地浮现出一个决定，一个对他最初那个问题的最终回答。 国丧之后，必须离开北京，回到生他养他的农村去，回到那些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去，“化悲痛为力量”，用好手里的这支笔，为他们写，为这个国家写，这，就是他要走下去的路，这支笔既是报恩的工具，也是前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