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在我家吃住 3 年，升职之后却不再理我，我遇事时他出现了。我蹲在工地临时搭建的铁皮房里，手里捏着医院催款单，烟蒂堆成了小山。工程队卷款跑路那天，我把能借的电话都打遍了，最后鬼使神差点了那个烂在通讯录里三年的名字。 电话接通的瞬间，我听见自己声音在抖：“老陈，是我。” 半小时后，黑色越野车碾着泥水印停在工棚前。陈峰穿着笔挺的制服，肩章在夕阳下闪得人睁不开眼。他没说多余的话，从公文包抽出银行卡塞进我手里：“先去办手续，嫂子和孩子不能等。” 我盯着他袖口磨出的毛边——还是当年在我家蹭饭时穿的那件旧衬衫改的制服。 三年前他搬走那天，我媳妇包了韭菜盒子，他说去新单位报到，一去就没了音讯。我刷到他在表彰大会上发言的新闻，照片里的人腰杆挺得笔直，再不是那个半夜蜷在我家沙发上，啃着咸菜写报告的穷小子。有战友说他忘本，我闷头灌了半瓶二锅头，把他留在我家的军用水壶收进了柜子最底层。 直到那天在医院缴费处，他突然从身后冒出来，手里攥着我闺女的病历本。“刚才问了医生，”他声音有点哑，“跟我当年闺女得的是一个病，我熟。” 我这才知道，他升职后被调到纪检组，手里攥着一堆举报信，整夜睡不着。“不是不想联系，是不敢。”他蹲在病房外的台阶上，跟当年在我家蹭饭时一样，“怕哪天自己栽了，连累你们。” 现在他总拎着水果来工地，穿着便服跟工人一起搬钢筋。有人打趣他官架子没了，他就咧开嘴笑：“在自家兄弟这儿，哪来的架子。” 其实战友这俩字，哪是说断就能断的。就像当年他睡我家沙发，我总多煮个鸡蛋；如今我遇事，他哪怕揣着一身麻烦，也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有些情谊，早刻在骨头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