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戴笠在上海流浪，吃住在表弟张冠夫家里。张冠夫是商务印刷馆的职员，他和妻子王秋莲在小北门租了间小阁楼。夜里，张冠夫和妻子睡在床上，戴笠就睡在床前的地板上。这种生活让表弟媳王秋莲感觉十分不便。 1923年的上海，戴笠还不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军统头子，而是个混迹街头、寄人篱下的穷小子。那时候，他靠着表弟张冠夫收留，吃住都在张家的小阁楼里。张冠夫是商务印刷馆的普通职员，收入不高，和妻子王秋莲挤在小北门租来的窄小房子里。家里就一张床，留给张冠夫夫妇，戴笠只能打地铺睡在床前地板上。这种日子，表面上是个亲戚间的互相帮衬，但实际上，谁心里都清楚，这是个尴尬的局面。 王秋莲对戴笠的态度可想而知。一个外人挤在家里，每天看着他睡在地板上，吃他们的饭，占他们的空间，日子久了，不满肯定是藏不住的。戴笠自己心里也不好受，一个大男人，二十多岁了，还得靠表弟一家过活，抬头看天花板，低头看地板，哪有半点尊严可言？但他不是那种自怨自艾的人，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想翻身，想证明自己。那时候的上海滩，鱼龙混杂，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失意者的地狱，戴笠就在这夹缝里寻找机会。 戴笠到上海的时候，身上没几个钱，工作也没着落。那年头，上海虽然繁华，但对底层人来说，日子过得艰难。张冠夫在商务印刷馆做职员，一个月赚不了多少，租的小阁楼窄得转不开身，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戴笠睡地板，不是因为他有多谦让，而是实在没别的选择。晚上，张冠夫和王秋莲睡床上，他就在床边铺块布，硬邦邦地凑合一夜。白天，他得出去跑，找活儿干，找路子混，不能老赖在表弟家当“钉子户”。 上海的冬天冷得刺骨，小阁楼里没暖气，地板凉得像冰，戴笠裹着薄被子也睡不踏实。夏天更糟，阁楼闷热得像蒸笼，蚊子嗡嗡叫，他睡在地板上，离地近，被咬得满身包。这种日子，不是一般人能熬得住的。但戴笠咬着牙挺下来了，他知道，要想出头，就得先吃苦。他跑过街头，干过杂活，甚至还跟人学过点小生意的手艺，可那时候的他，还没找到真正的门路。 张冠夫是个老实人，念着亲戚情分，把戴笠收留下来。可王秋莲心里肯定不乐意。家里本来就小，生活拮据，多个人吃饭睡觉，哪哪都不方便。床边睡着个外人，连夫妻间说点悄悄话都不自在。更别提做饭洗衣这些琐事，王秋莲得额外操心一份。戴笠不是没眼色，他看得出表弟媳的不满，但他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住下去。 王秋莲的不便，不光是生活上的挤兑，还有心理上的膈应。那年头，女人操持家务已经够累了，还要应付一个“蹭吃蹭喝”的亲戚，谁心里能痛快？她可能也埋怨过张冠夫，心软收留这么个穷亲戚，搞得家里乱糟糟。但张冠夫也没辙，戴笠是他表弟，总不能赶出去。这一家三口的日子，就这么别扭地过着，表面平静，底下全是暗流。 戴笠在上海的流浪日子，虽然苦，但也让他看清了不少东西。他在街头混，见识了社会底层的生存规则，也接触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那时候的上海，帮会、商人、洋人混在一起，机会多，风险也大。戴笠脑子活，嘴巴也能说，他在底层摸爬滚打，慢慢学会了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抓住机会。他后来能爬上去，跟这段经历脱不开关系。 1926年，戴笠离开上海，投奔了黄埔军校，从此搭上了蒋介石这条线。他在上海的苦日子，成了他后来的动力。他不想再睡地板，不想再看人脸色，他要往上爬，哪怕用尽手段也在所不惜。从小北门阁楼的地板，到军统的权力中心，这一路，他靠的是狠劲、机灵，还有那股不服输的倔强。 戴笠后来的成就，跟他早年的屈辱有很大关系。睡地板的日子，让他知道没钱没势是什么滋味。他在上海滩见识了太多人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也明白光靠老实本分是混不下的。他后来干情报，搞暗杀，心狠手辣，跟他底层摸爬滚打的经历分不开。他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天生的恶棍，他就是个在乱世里求生存的人，踩着别人往上爬，最后爬得太高，也摔得太惨。 他从上海流浪汉到军统头子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的事。从1923年到1926年，他在上海熬了三年，这三年磨出了他的野心，也让他看透了人情冷暖。他知道，要出人头地，光靠表弟的接济没用，得自己闯出一条路。而这条路，注定是血腥的、复杂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 戴笠是个争议很大的人。他后来掌管军统，手下沾了不少血，有人说他忠于蒋介石，是个能干的帮手；有人说他心狠手辣，是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他在上海的日子，说明他不是天生就坏，也不是天生就强，他是环境逼出来的。那时候的他，睡在地板上，谁能想到他后来会变成那样？但也正因为他经历过底层，才会在掌权后那么冷酷无情。 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出身，他是从泥巴里爬出来的。所以他做事接地气，懂人性，也知道怎么利用人性。他能从上海的小阁楼走到军统的位子，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算计和胆子。可惜，他爬得越高，敌人越多，最后1946年飞机失事，他也算给自己画了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