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发不出工资，就将故宫内8000麻袋大内档案，以405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造纸厂。造纸厂正要将档案通通化浆造纸时，一个人急匆匆赶来，说他愿出三倍价钱买下来。 1921年的北京，北洋政府真是混不下去了。财政崩盘，各部门都揭不开锅，教育部更是连员工工资都拖了好几个月。没办法，他们开始翻箱倒柜，看看有啥能卖钱。结果，目光落在了故宫里堆着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上。这些档案可不是普通纸张，里面装的是明清两朝的朝廷文件，像诏书、奏折、外交文书啥的，历史价值拉满。可在当时，谁管这个啊？政府眼里，这就是一堆占地方的废纸。 于是，教育部一拍板，把这堆档案以4050银元卖给了西单的同懋增纸店。纸店老板程运增拿到手后，打算挑些看着不错的卖到琉璃厂古玩市场，剩下的就拉到唐山和定兴的造纸厂，化成浆再造纸。这要是真干成了，那些珍贵史料可就彻底没了。 就在档案要被送去造纸厂的前一刻，事情起了变化。历史学家罗振玉那天正好在琉璃厂溜达，摊位上瞅见几份文件不对劲——明代大臣洪承畴的揭帖、朝鲜国王的贺表，这不是大内档案吗？他一打听，得知剩下的正要被送去化浆，急得不得了。罗振玉赶紧拉上朋友金梁，直奔纸店，跟程运增说：“我出三倍价，一万二千银元，全买了！”程运增一听，这买卖划算，立马点头。 档案到手后，罗振玉可没闲着。他把这八千麻袋运到北京租的库房，自己盯着搬运，生怕弄坏一点。冬天冷得要命，他点着油灯，一袋袋翻看，挑出《清太祖实录稿》这种宝贝。后来，他还亲自把一部分运到天津，日夜整理，编成了《史料丛刊初编》出版。可这活儿花钱如流水，他到处借债、卖藏品，硬是撑着把事儿干下去。 不过，钱终究是个大问题。到1924年，罗振玉实在扛不住了，家底都掏空了。他只好把大部分档案以一万六千银元卖给了收藏家李盛铎，但自己留了点特别珍贵的。1928年，他搬到旅顺，1933年还搞了个大库旧档整理处，靠伪满洲国和日本的资助，整理出六万多件档案，捐给了奉天图书馆，只留了二百多件给自己。 这些档案后来辗转多手，到了1958年，国家档案局挑出三百麻袋最值钱的，包括崇祯的科举试卷、努尔哈赤的实录稿、吴三桂的题稿等等，成了研究明清历史的宝贝。罗振玉这波操作，实打实救下了这些文献，也让大家开始关心文物保护。鲁迅当年还写文章骂过，说社会对文物太不上心，得重视起来。 当然，罗振玉也不是没争议。晚年他掺和伪满洲国的事儿，1933到1938年当过满日文化协会会长啥的，后来跟日本闹掰了，1938年辞职回了大连。1940年他在旅顺去世，73岁。他救档案这功劳没得说，但政治上的选择确实让人议论纷纷。不过话说回来，没他那一万二千银元，这些档案早成造纸厂的浆了。 这事儿放到现在看，也挺有意思。北洋政府那时候穷得卖档案，跟现在有些地方财政吃紧是不是有点像？但文物这东西，真不是有钱就能买回来的。罗振玉拼了老命救档案，算不算给咱们提了个醒——历史不能随便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