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女流氓交往18个男朋友被枪毙，临死前坦言：性是无罪的 “我只想留一句话：性从来不是罪。”——1983年9月9日，上海提审室里，23岁的翟曼霞面对最后一次讯问，声音并不大，却足够清晰。参与办案的干警后来回忆，那一刻，屋里一根针落地都能听见。 1979年，新刑法第一次把“流氓罪”写进法条。立法的初衷很直接：整顿社会秩序。当年，城乡结合部闹得最凶的案件，往往夹杂聚众斗殴、猥亵妇女、寻衅滋事，执法人员需要一个“大口袋”罪名去兜底。可短短几年，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笼子太大，什么都能往里装。 1980年代初，全国犯罪率陡升，中央一声令下，“严打”席卷城乡。上海的公安档案显示，仅1983年上半年，申城就立案流氓罪两千余起，其中女性被告不足百分之二。翟曼霞恰好撞进了这波浪尖。 时间往前推二十三年。1960年，她出生在虹口区旧式洋房，父母做进出口生意，小姑娘的成长环境算得上优渥。1968年，全家迁去香港，转至新加坡，最后落脚加拿大。海外教育给她的第一课，是个人自由高于旁人目光。她爱涂正红口红，也爱一身亮黄短裙，这些在温哥华街头根本不算事儿。 1981年，父亲看准改革开放的风口回国做生意，翟曼霞跟着回到上海。对她来说，这是一场文化“逆漂”——曾经习以为常的装扮，如今成了街角巷口打量的焦点。她不想改，没觉得自己需要改。“穿衣是我自己的事。”多年后，侦查员还记得她愤愤的这句话。 比穿衣更惹眼的，是她谈恋爱的节奏。在国外读高中时，她换男友如换季服，周围同龄人也一样，谁不会多谈几场呢？可回国两年，她已经交往十八个男友的传闻在弄堂里发酵，越传越离奇。有人说她在衡山路公寓开派对，有人说她在苏州河畔穿比基尼，真真假假混成一锅粥，最终全被塞进“流氓”二字。 1983年3月，全国“严打”进入高峰，上海市公安局下达“快侦快捕”原则。4月初，一位工人向派出所举报：黄浦江边有人身着暴露泳装“公然猥亵”。警车赶到时，翟曼霞正在岸边和朋友嬉水，旁人手机都没有，一张声势浩大的口头举报就足以将她带走。 侦讯持续了两个月。警方掌握的“证据”主要集中在三个点：公共场合穿比基尼、深夜派对扰民、与多名男性保持亲密关系。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这些均可拼凑为“流氓罪”——寻衅滋事、淫乱活动。她请的律师反复强调：没有伤害他人，也无贩卖色情，法条适用过宽。但在“从重从快”的大风向下，这样的辩护注定声音微弱。 6月中旬，法院一审宣判：翟曼霞犯流氓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可就在同月，中央再发严打通报，要求对“社会影响恶劣”案件加快枪决节奏。于是死缓被改成死立决，理由只有八个字：情节恶劣，民愤极大。 判决下达后，一支调查组走访弄堂，统计“民意”。有人说：“她穿那样，毁坏风气。”有人说：“谈那么多对象，败坏道德。”但若问是否支持枪决，多数人却沉默良久。时任居委会主任后来悄声对记者讲：“我们只是怕惹事，不想表态。” 9月9日清晨，提篮桥监狱外，车子刚发动，翟曼霞对随行干警说：“请把我的项链交给母亲。”她没再掉泪。法医记录显示，九点十三分，行刑完毕。 同年10月，《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呼吁完善流氓罪适用标准。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取消流氓罪，将相关行为细分为强制猥亵、聚众淫乱、寻衅滋事等数条，强调“法不溯及既往”，却也意味着类似翟曼霞的案件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对那场严打的评价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如果没有铁腕，八十年代初的治安可能彻底失控；反对者则指出，一刀切的高压让太多人被笼统罪名席卷。两派争论至今未止。但无论立场如何，有一个数字无法抹去：1983年到1987年，全国因流氓罪被执行枪决者超过三千，其中约一成案件与“行为不检”直接相关，并未造成实质人身伤害。 2000年后，互联网开始大量记录早年错判冤案。有人在论坛里提起翟曼霞，跟帖者多数感慨“可惜生错时代”。也有人反问：“若不收紧尺度，当年社会会乱成什么样？”看似简单的问题，放在现实语境下，答案却并不容易。 近年来，性与自由的讨论再次涌起。法学界提醒：个人自由的边界，是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而公权力的边界，则是必须有明确法律授权。三十多年前，边界模糊，结果就写进了判决书。 写到这里，仍需回到那句被记录进卷宗的话：“性从来不是罪。”它是翟曼霞留下的唯一“遗言”。她未必深谙法理，但直觉告诉她，身体的自主权应当区别于犯罪。遗憾的是，23岁的她没等到那一天。 历史不能重来，可它留下的痕迹却提醒后人：一项法律在被书写之前，必须想清楚它要限制什么、保护什么，以及它的手段是否足够审慎。否则，法律的主持者容易拿着正义的旗号，却在不经意间伤到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