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刘策成帮助毛泽东脱险，68岁时进京求职，毛主席如何批示？ “1950年盛夏，’润之，你可还记得当年清水塘的月色？’刘策成在信纸上写下这行字，随后放下毛笔，长叹。”对话落笔，时间拉回了二十七年前的长沙。 刘策成本想在官场里顺水行舟，却因那场“清水塘夜报信”彻底改写了命运。1923年，时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的他接到赵恒惕的密令：三日内缉拿“闹得满城风雨”的毛泽东。命令像一柄悬在头顶的利刃，稍有不慎，人头落地。然而，师徒之谊更重。刘策成的决定很干脆——暗地里放风，让王建屏、和维武两名心腹快马加鞭赶赴工团联合会，提前通报。毛泽东得以离开长沙，这才有了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与工农大军。 刘策成清楚，这一刀两断的做法注定与赵恒惕翻脸。果然，官场排挤接踵而来。抗战爆发后，他上书请缨联共抗日，却被冠上“亲共”标签，调往闲职。政治漩涡中，他干脆脱下官袍，回归讲台，埋首《庄子》，自嘲“躲进小楼成一统”。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街头红旗招展，锣鼓齐鸣。66岁的刘策成拄着拐杖站在人群里，眼眶发热：“少年大志，今日得偿。”一句感慨被不明就里的年轻人当作“拍马屁”。他懒得辩解，回家后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既问安，又自荐，顺带说明自己将土地全部交农会处理——态度相当干脆。 毛泽东读到信件时正在中南海批文件。笔迹熟悉，往事涌上心头。出于公私分明，他仍回了三个要点：其一，工作请回长沙找程潜；其二，财产照新政处理；其三，不必来京。毛泽东向来对私情“铁面”，连杨开慧的兄长求职都被婉拒，唯独在回信里写下“甚悉”“敬意”等字眼，可见分量。 然而，隔着千山万水的刘策成并未体味到那层深意。1951年春，他拿着微薄盘缠，硬是登上北上的火车。“没有工作，前往北京找你”，他再一次写信，把困窘说得直白。看似鲁莽，其实是长辈对晚辈的信任——“润之不会不管我”。 毛泽东面色凝重，仍坚持原则，但绝不让恩师失了体面。于是出现了那份三道批示：安排住处、添置衣物、由周恩来审定是否合规。6月1日，周恩来送来特聘书——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官不大，却清闲，正合刘策成研究《庄子》的心愿。毛泽东既守了制度，又让恩情落了地，可谓进退有度。 得到职位的刘策成谢绝赴宴、谢绝合影，扑进书海。1953年，《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由中华书局排印，全书二十余万字，他亲自订正到深夜。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回忆：“老人家改稿时，红蓝铅笔换了三根。”书一问世，即被北大、清华当作庄学必读。湖南老乡寄来贺信，他只回一句：“勿捧我，多读书。” 1957年9月，北京入秋。刘策成病重，弥留前对儿孙叮嘱：“勿拿我与润之的交情去求什么，他公私最清，别让他为难。”说完，闭目而逝。当天夜里，毛泽东批示：“刘策成先生一生清正，助我多矣，子女如有困难，地方酌情照顾，不必来京。”短短数语，恩义分明。 回首师生交往，三个画面最为醒目：清水塘告密前的夜奔、战后长沙街头的遥望、北京批示后的沉默。表面看，刘策成数次“求职”；实质上，他要的不过是一个能够继续读书写书的安身之处。毛泽东懂，也尊重。二人之间，既有私情，更有原则，交织出近现代史上一段别致的师生佳话。 如果说1923年的那次暗助，是刘策成对学生“赌未来”，那么1951年的那纸聘书，便是毛泽东对老师“还人情”。赌与还之间，横亘着新旧中国的剧变、个人仕途的沉浮以及师生之间不言自明的信任。千言万语，尽在毛泽东批示末尾的“敬意”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