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11月，年仅15岁的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被押赴刑场处决，他在来的囚车上便一路嚎啕大哭，百姓边看边笑，将烂菜叶子扔得他满身都是。

少年吓得缩着脖子，哭得更凶了，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我不想死，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哭声，在人群的咒骂声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天杀的長毛（清朝对太平军的蔑称）！”“害得我们家破人亡，这小长毛也该死！”

1849年，洪天贵福在广东花县出生。那时候，他爹洪秀全正琢磨着怎么把“拜上帝会”搞大搞强，准备干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事。给他取名字这事，还是族弟洪仁玕代劳的，抽签得了“天贵”二字。后来洪秀全觉得不够好，大笔一挥，添了个“福”字，叫“天贵福”。希望这个儿子，既有天赐的富贵，又能带来满身福气。 可惜，这名字最终没能护住他。 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国都。四岁的洪天贵福，稀里糊涂地就被抱进了金碧辉煌的天王府，册封为“幼主”。从此，他的人生就被一堵高高的宫墙，隔绝成了两个世界。 墙外，是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战争与厮杀；墙内，是他单调又诡异的童年。 他就像一只被养在黄金鸟笼里的小鸟，吃喝不愁，却从未见过真正的天空。 根据他后来被俘的供词里说，在天京的十几年，他连城门都没出去过，活动范围仅限于天王府那一片小天地。 洪秀全对这个儿子的教育，也透着一股子“神神叨叨”的劲儿。他不让儿子读孔孟之道，说那些都是“妖书”，只能学太平天国自己编的《三字经》、《幼学诗》这些东西。教他读书的，不是什么大儒，而是他的姐姐洪天娇。 每天的生活，刻板得像个钟摆。早晚两次，雷打不动地要去给洪秀全请安，跪在地上，念叨着“爹爹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话。每周还要做礼拜，唱赞美诗。除此之外，就是跟姐姐们聊聊天，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1860年，他开始以“幼主”的名义发布诏书。可谁都知道，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牢牢攥在洪秀全和那些能征善战的王爷手里。他这个“幼主”，不过是个摆在台面上的吉祥物。

1864年，清军的湘军和淮军，像两把巨大的钳子，死死夹住了天京。城内粮食耗尽，人心惶惶。6月，51岁的洪秀全在绝望中病逝（一说服毒自尽），留下一个摇摇欲坠的烂摊子。 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年仅15岁的洪天贵福，被匆忙推上了“幼天王”的宝座。 登基大典办得仓促又简陋。面对着城外震天的杀喊声和城内一张张绝望的脸，这个少年天子能做什么呢？他什么也做不了。他连最基本的治国理政常识都没有，更别提力挽狂澜了。 7月19日，天京城破。忠王李秀成杀出一条血路，带着洪天贵福，换上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里逃出了城。 逃亡的路，比他想象中要苦一百倍。他从小娇生惯养，连马都不会骑，全靠将士们轮流背着走。在安徽广德，他们与另一支太平军部队会合，稍作喘息。但清军穷追不舍，很快，这支残部也被打散。 混乱中，洪天贵福与大部队失散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躲在山里。 那几天，他经历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饥饿和恐惧。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偷偷下山，想找点吃的。结果，一头撞上了清军的搜查队。 他想蒙混过关，谎称自己是湖南人，姓张。可他一口在天京长大的江南口音，怎么听都不像湖南人。清军看他细皮嫩肉，举止笨拙，起了疑心。盘问他农活，他一问三不知。 最后，清军找来被俘的太平军士兵辨认。一个曾经在天王府当差的士兵，一眼就认出了他。 “幼天王！” 这一声，彻底终结了他的逃亡之路。

洪天贵福被押解到南昌，见到了江西巡抚沈葆桢。 在威严的公堂上，这个少年彻底崩溃了。他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头，哭着喊：“大老爷饶命！我什么都不知道！广东不是我故乡，我只在天京待过。那些事都是我爹和长毛们干的，不关我的事！” 为了活命，他几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自己在天王府的见闻，太平天国的各种内幕，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说了出来。他还反复强调，自己只想回广东，跟着外婆过日子，或者留在江西，跟着唐老爷（抓到他的清军军官）读书，考个秀才，将来好娶个媳妇。 审讯他的沈葆桢，看着这个涕泪横流、毫无骨气的“天王”，心里大概也是又好气又好笑。 在狱中，洪天贵福甚至还写了几首打油诗，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跟到长毛心难开，东飞西跑多险危。如今跟到唐哥哥，惟有尽弟道恭敬。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 字写得歪歪扭扭，语句也不通顺，充满了对清朝的献媚和对活命的渴望。 他以为，这样彻底地撇清关系，这样卑微地摇尾乞怜，就能换来一条生路。他太天真了。

对于清廷来说，洪秀全的儿子，就是“逆贼”的象征。慈禧太后对太平天国恨之入骨，一道谕旨下来：将洪天贵福凌迟处死，以儆效尤。 凌迟，就是民间说的“千刀万剐”，是最残酷的刑罚。沈葆桢或许也觉得对一个15岁的孩子用这种酷刑太过残忍，曾上奏请求改为斩首。但最终，命令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