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邓小平视察兰州504厂，一家对外绝密的铀浓缩工厂，在车间角落，他看见一个穿工装的女工，目光一怔，走上前问：你怎么在这儿？   1941年，王承书远赴美国留学，那是一个对女性科学家充满偏见的年代，尤其是在理论物理这样严谨又高深的领域里，女性几乎没有一席之地，但她凭借实力获得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并成为物理学家乌伦贝克的弟子，在导师的指导下，她参与提出了后来被国际物理界广泛引用的“WCU方程”，在学术期刊上刊登在首页，成为当时极少数中国女性物理学家中的佼佼者。   然而，她并没有选择留在美国继续光鲜的学术道路，抗日战争期间，她在宿舍的墙上挂满了中国地图，用红笔一点点标出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在异国他乡，她无法忘记祖国的苦难，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她和丈夫张文裕几乎是立刻做出了回国的决定，但因为身份敏感、专业特殊，美国方面对他们的离境设置了重重阻碍，她不得不绕道欧洲，花费整整七年时间，才终于回到祖国的土地。   这七年间，她将三百多箱学术资料分批寄回国内，每一张纸、每一本笔记都视作珍宝，她知道，新中国刚刚起步，科技基础薄弱，而这些资料或许能成为国家科研的起点，她不愿留下任何有价值的成果在国外，于是即便路途艰难、手续繁琐，也坚持将资料一件不落地带回。   回国后，她很快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开始从事热力学和激波反应的理论研究，她的工作受到同行高度评价，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在当时的科研圈中声名日盛，1958年，她主动申请转向热核聚变研究，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国内几乎没有相关经验，但她认为这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她愿意从零开始，为国家打开一条崭新的科研道路。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61年，那一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全部撤离中国，带走了大量图纸和资料，只留下几台没有调试完的设备和一堆难以拼凑的俄文笔记，原子弹的研制由此陷入僵局，而铀-235的分离技术成为最大的瓶颈，国家急需一个既懂热力学又有理论基础的科学家来接手这个秘密任务，王承书接到任务后，没有提任何条件，也没有问去哪里，只是默默地收拾了行李，离开了北京。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去向，甚至连丈夫都只收到一封写着“调动了，地方比较远，短期不通邮”的简短信件，从此，她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了三年，她被安置在兰州郊外的504厂——一座地图上都查不到名字的秘密工厂，专门负责铀浓缩任务，在那里，她改了名字，换上了工装，与普通工人一起抬设备、擦机器，彻底放下了“物理学家”的身份。   她面临的，是苏联人留下的不完整资料和一堆看不懂的俄文手稿，她不会俄语，就自己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再凭借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一步一步推导公式，用算盘和机械计算器完成成千上万次计算，没有电脑，她和几个女研究员白天在车间工作，晚上就在宿舍打灯抄公式，纸张堆满了三间屋子，冬天风大，常常被吹得满地都是，她就用砖头压住，夜里断电，她们就点蜡烛继续干，她的生活，只剩下公式、设备和一个目标——提取出中国自己的高浓缩铀。   这样的工作状态持续了整整三年，她几乎每天都在车间工作超过十八个小时，常常直接睡在角落的行军床上，504厂没有为女性设立浴室，她总是等所有人洗完后才匆匆用冷水擦身，有一次搬运设备时，钢架突然倾斜倒塌，她本能地推开同事，自己却被砸断两根肋骨，第二天，她绑着绷带出现在实验室，继续推导公式。   1964年1月，中国第一批合格的高浓缩铀终于提取成功，这项成果标志着中国原子弹研制中最关键的技术障碍被突破，为当年10月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打下了坚实基础，王承书没有参加任何庆功会，也没有出现在任何报道中，她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厂区的操场上站了很久，手里攥着一张儿子画的全家福。   几个月后，邓小平带队视察504厂，当时他在车间看到一个戴眼镜、穿工装的女工，觉得面熟，虽然她隐姓埋名多年，但还是被认了出来，那一刻，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这位默默无闻的“技术员”，其实是国家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   然而她从未因此改变自己的低调作风，后来她主导了激光同位素分离研究，这是当时中国尚未涉足的领域，她临时组建小组，从零开始，一干就是五年，最终建成一套完整的实验装置，技术指标甚至超过了当时日本公开的数据，但她依旧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只是将结果写成几十页手稿交给上级。   国家为她颁发奖章和奖金时，她婉拒署名，将所有奖金全部捐出，用于在丈夫家乡建立一所希望小学，取名“文裕小学”，她始终认为科研是团队合作，不应突出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