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平均分成4份，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这四份种子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它们肩负着帮助我国铲除蛔虫病的重要任务。 1952年，从苏联远道而来的一小包植物种子，被平均分成四份，封存在特制容器里，配上专人押送，分别被送往呼和浩特、大同、西安和潍坊。 这不是外交赠礼、也不是农业援助中的大宗作物，它的名字叫——蛔蒿。 一个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完全陌生的词，甚至在当年的官方文件中都少见其名，可它偏偏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为全国上亿人口解决肚子里那条不请自来的“虫”。 彼时，蛔虫病几乎遍及城乡，不分老少。 蛔虫不是传说，而是一条条真实存在、躲在肠道里作祟的东西。它们能吸收营养、引起绞痛，甚至让孩子们长期营养不良、面黄肌瘦。 市面上没有专门药品，民间偏方五花八门，却大多难称有效。 正因如此，当苏联提议向中国提供一种含有α-山道年成分的植物种子时，中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这种植物，就是蛔蒿。 它原本生长在靠近北极圈的苔原地带，耐寒、抗风，但对湿度、土壤极其挑剔。 苏联人早在战前就注意到它体内的成分可以麻痹蛔虫，于是拿它做原料，研制出了效果还算不错的驱虫药。在中国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医药生产体系的年代，能种得出这种植物，就等于找到了一个替代进口药的希望。 那20克种子，说起来微不足道，却足够种出几百株苗。 它们被严密监控着，从未出现在报纸上，也没有任何宣传。 在潍坊，当地农场选出了一块远离人群的田地，由专人看守，谁也不知道那块地里长着什么。 只知道，这是“上头交代的任务”，不许出一点差错。 蛔蒿这名字，听着像野草，长得也不出奇，高约半米，满身细毛，颜色发灰。 在没开花前，谁也说不出它到底和艾草有什么不一样。 真正的“神奇”，藏在它的组织液里，尤其是叶片与茎节中间那一小段，含有α-山道年，是蛔虫的克星。中国药学界当时尚未完全掌握这种成分的提纯技术，便设法用蒸馏与简单萃取的方式，把它从鲜草中提取出来，再与蔗糖混合，制成一种专供儿童服用的“糖果药”。 于是，宝塔糖诞生了。 那糖呈层层递减的塔状，颜色鲜亮，吃起来有点甜，也带点奇怪的苦味。 孩子们不大爱吃，但吃完之后肚子不闹腾了，大人就觉得这药灵。 它不像现在的药那样写着密密麻麻的说明书，也没有几百毫克、几粒几日那一套，只靠经验服用。 村卫生员在春秋季节统一发放，一户一人一颗，统一躺在草席上等着药效发作。 那时候的宝塔糖，真的算得上家喻户晓。 无论是北方黄土地上的小学生，还是南方水田边的赤脚娃儿，几乎都跟这药打过交道。 大家记住了糖的形状，也记住了服药那天不能吃凉饭、不能下水，但谁也不曾多问，这糖是怎么来的。 只有极少数接触过蛔蒿种植的人知道，背后远比一颗糖复杂得多。 这种植物难伺候，它怕热也怕湿，既要寒冷也要有光，最怕的是雨连着下个没完没了。 一旦烂根，那一季全完。刚引进那几年，潍坊的气候还算适宜，加上土质松软、排水好，总算把它养活了。 试种成功后，国家大力推广种植面积，一度扩展至上万亩。 表面上看，是一项农业任务，实际上，是一个全社会健康工程的物质基础。 种得越多，产量越高，宝塔糖供应也越稳定。 可问题也就跟着来了。随着基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逐渐懂得讲卫生，蛔虫感染率明显下降。 孩子们不再靠吃糖驱虫，医生也开始尝试用新合成药替代老办法。 原料用不完，部分地区的蛔蒿积压严重，甚至传出用它试制其他中成药的消息。植物成了多余的，也开始不再受重视。 然后，就是一场致命的阴雨。大约在1980年代初，潍坊突遇连续十多天的大雨，排水不及，大片蛔蒿烂根绝产。 眼见着成片枯黄的草躺倒田间，农民无计可施。 那一年，蛔蒿种子几乎没有留下可用的，人工保存条件也根本达不到延续物种的标准。 有农户自发将部分种子封进玻璃瓶，埋在窖里，想着“来年再种”。但等到下一年春天，这些种子早已失活，发不了芽。 而就在那段时间，国家卫生部发布了一则文件，内容是建议逐步淘汰传统以α-山道年为主的驱虫药品。宝塔糖名列其中。 新的药物如肠虫清、驱蛔灵、甲苯咪唑等开始进入医疗系统，它们更高效、作用明确、且可直接杀死寄生虫，不需要再搭配泻药、不需要植物提取。蛔蒿的使命，自此画上句号。 它没有留下标本，也没进入现代植物种质资源库。 甚至连照片都寥寥无几。只在个别农业文献里留下了只言片语，讲述它一度被视为“国家战略资源”的往昔。一种植物，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不算长，但它默默撑起了上亿人肠道健康的那几年，像一块短暂照亮的灯，点亮之后，就沉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