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严佑民写报告要求离开公安系统，华国锋：我们要留你 “1976年10月13日清晨，机舱门刚关上，彭冲低声提醒：‘老严，这一趟，可得拼命咯。’”一句简短的耳语，把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点。三天前，“四人帮”刚被粉碎，中央工作组火速进驻上海，严佑民是名单里最靠前的名字。对于这位满脸风霜的61岁老公安来说，新的战场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斗争经验，陌生的是对手在自己的老巢里盘踞了十年。 飞机还在云端，严佑民心里已经过了一遍任务要点。叶剑英提出的二十字方针——稳、稳、复、抓、取——他背得滚瓜烂熟，甚至给每个词都画了标记：稳住局势与人心必须并行，恢复生产要为揭批让路，而“取而代之”才是终极目标。正因如此，华国锋才坚持把他从政法干校的宿舍里硬生生挖出来。 时间回到一年前。1975年8月7日，国务院会议厅灯光昏黄，华国锋翻完严佑民递上来的“离开公安系统请求报告”，抬头说了一句后来屡被引用的话：“你想歇口气可以理解，但我们要留你。”这份不到千字的报告，其实是严佑民再三思量后的无奈：十六个月监禁、三年干校、案底未清，他觉得自己已成“带锈的刀”。华国锋没让他解释太多，只问了一个问题：“进监狱之前，你最后悔的决定是什么？”严佑民答：“批准孙宇亭去档案馆——我本该再核实一次。”正是这句实话，让华国锋判定此人依旧可靠。 严佑民的可靠，从来不是嘴上说出来的。他1935年入党，1937年扛枪，1939年徒步千里去大别山时，把介绍信封进蜡丸，又顺手改了名字——岳岩。那会儿他才十九岁，却懂得把生死风险降到最低。抗战结束后调北京，他成了公安部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当年罗瑞卿主抓改工资，他主动要求减薪，理由是“把水电房租一并扣掉，心里踏实”。这种不拿原则换利益的劲头，让罗瑞卿直言“沈阳铁路公安能出你这样的人，幸事”。 七十年代初，他却差点折在“盗档案”一案。谢富治主持审讯时，他一句“责任我担”，把自己送进秦城。狱中十六个月，没有正式判决，也没有书面交待。出狱后住在木樨地政法干校西小楼，隔壁铺的老同事感叹：“你还敢读公安简报？”他笑：“刀磨得钝了也要擦擦油，总比生锈强。”说归说，他还是提笔写了那份想离开的报告——他担心再回公安，难免被旧事牵制。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政治局连夜开会，叶帅拍板：上海必须尽快稳定。华国锋点将的第一轮名单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之外，唯一的政法口干部就是严佑民。很难想象，一个去年还住在干校的人，此刻被推到风口浪尖。汪东兴曾打趣：“国锋看人，有时就看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事实证明，这一次眼光毒辣。 抵达上海的当天夜里，工作组就收到情报：张春桥余党正在动员所谓“百万民兵”，准备武装对抗。数字虽然夸张，可仓库里确实堆着成千上万支步枪。严佑民深知“枪响就输”，连夜拿出三条建议：先锁钥匙，再封库房，最后追溯持枪登记。苏振华看完，拍桌子：“照办！”第二天清晨，市民照常上班，唯一不同的是，十几个兵工厂的库管员发现钥匙被临时更换，而守卫从民兵换成了海军陆战队。他们连呼机都来不及按，就被“稳住局势”的第一道闸门拦下。 局势稳定后，揭批材料的梳理成为重中之重。严佑民在公安系统摸爬滚打多年，深知“材料不清，证据成空”。他把过去专案办的“分类卡片”方法搬到上海市委，每一份笔录都标原始来源，每一张照片都注明拍摄者。有人嫌麻烦，他说：“宁可多写十分钟，也别让后人多猜十年。”不得不说，这套笨办法日后成为审理“四人帮”上海案件的底本。 1977年初，彭冲回京述职时，特意带回一份名单——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严佑民。任职通知下来时，周围不少人惊讶：公安出身，怎么做人大？他自嘲：“抓了半辈子案子，该学着抓法律了。”人大会议场，他换掉常年的便衣，第一次系上深色领带，却依旧随身揣着一把小本子，上面只有八个字：程序公开，数据要准。有人戏称他“老算盘”，可预算报告审议时，连财办的处长都吃不住他的追问。 翻开严佑民的履历，最大特点是多灾多难却始终向前。九级工资、秦城坐牢、干校种菜、上海二号人物——每一步像是在走钢丝。问他怎么保持平衡，他只给过一句话：“干公安学的第一条就是磕怕了枪口，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弯腰，什么时候必须站直。”这话粗，却点破了他一生的行事逻辑——有底线才有胆量。 1978年春天，华国锋视察上海，车到市委大院门口时，远远看见严佑民，笑着朝他摆手。旁边工作人员悄声议论：“这就是当年写报告想退出公安的那位？”是的，正是他。华国锋那句“我们要留你”并非客气，而是一种精准的用人判断：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既懂规矩又敢担责的人，总是最稀缺的资源。 严佑民后来很少谈及那段风口浪尖的日子。偶尔有人追问，他只会抿一口茶，慢慢说：“人活一世，不就图个问心无愧么？”语气云淡风轻，背后却是几十年刀口舔血的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