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泽东指示汪东兴：在内蒙古训练骑兵，沿黄河随我去昆仑 “老汪，你帮我把一支能骑善射的队伍拉出来，得在草原上练，等水暖了，我们沿黄河一直上昆仑。”——1963年3月7日深夜，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抬手压着地图，很认真地对汪东兴说。 汪东兴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主席会忽然谈到骑兵。“主席，您真打算骑马去看黄河源头？”“嗯，火车太快，汽车太闷，骑马最自在，还能随时下河探水。”语气轻描淡写，可眼睛里却透着少年似的兴奋。 毛泽东对黄河的情感，绝不是一时兴起。他在湘江边长大，却在黄土高原度过了最艰难又最豪迈的岁月。1936年率红军东征，他曾在冰雪覆盖的晋北河岸写下“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那是亲眼见到黄河在寒流中凝滞的诡异景象。 进入1940年代，战争的风向把他一次次推到黄河畔。1947年秋，党中央转战神泉堡，他登上古城楼，面对滔滔黄水说：“没有黄河，我们恐怕挡不住日本人。”同行的李银桥后来回忆，那天主席说这句话时，声音并不洪亮，却让在场的县长直起了背。 待到第二天，毛泽东陪江青去渡口接李讷。一叶木船，四个船工，在激流与旋涡之间硬是划到岸边。毛泽东握着船工满是老茧的手，喊了一句：“这才是黄河的儿子！”船工先没认出他是谁，等看清面容，连声高喊“毛主席”，岸边百姓也跟着雀跃。那股原始、粗犷的生命力，深深打进了毛泽东的心里。 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成了他挂在嘴边的“大事第一”。1952年10月，毛泽东乘专列到开封，步行查看东坝头石坝。风吹大衣作响，他一边弯腰抓起泥沙，一边问治黄专员王化云：“平均一年冲多少沙到下游？”得知是十二万多万吨，他皱眉道：“光靠筑堤，终究是堵不住的。” 那次河南之行，他还特意站上邙山小顶山，俯瞰“地上悬河”。脚下的黄水比村庄屋脊还高三四米，场面令人心惊。他回到车厢，说了句很湖南味的玩笑话：“黄河这娃娃，老是端着个盆子往北方倒水，怪不得闹腾。”众人笑，他却继续翻水利资料到深夜。 1955年北京水利展览会上，毛泽东驻足在三门峡模型前足足二十分钟。身边陪同的李富春悄声解释“平水位、滞洪库”时，他忽然插话：“这条河不驯，不下笼头不行，可笼头也不能勒太紧。”语气是开玩笑，实则对工程风险心知肚明。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要从河口一直骑到昆仑。”许多人以为这只是诗意发言。可两年后在广州，他又细化了路线：先到山东利津看入海口，再溯流至兰州，之后翻祁连、越巴颜喀拉，直达卡日曲冰川，最后翻昆仑南下长江源。 1963年春，毛泽东认为时机差不多成熟，便把任务交给汪东兴。为什么选内蒙古？地势开阔，马匹好，且靠近黄河中游。根据口述记载，警卫部队先抽调150名会骑马的年轻战士，再从地方招来6名老牧人教鞍、教驭、教湍水涉渡。训练点设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黄沙与草滩交错，既能练耐力，又能模拟河谷环境。 那支队伍天天在哨声里起床，先绕营地疾驰三圈，再列队到黄河岸边下马推木筏，练“人马协同”。汪东兴向中南海汇报：“战士们屁股都被磨破皮，可没人掉队。”毛泽东看完电报，哈哈一笑：“屁股破点皮，不丢人。” 然而，计划终究被迫搁浅。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国家百废待兴；中苏边界风声鹤唳，内外事务堆在案头。更现实的是，毛泽东已届古稀，长途骑乘对心肺和脊椎都是极大考验。周恩来几次委婉劝阻：“主席，黄河在那儿等得起。”毛泽东沉默良久，只说：“我这把老骨头，也许等不起。” 骑兵大队后来调整为普通机动分队，但仍保留了“黄河号”旗面。老兵回忆，旗面正中绣着奔马，马蹄下是一条金线弯弯曲曲——那是黄河。每逢拉练，他们仍沿河行军，“就当替主席走一段吧”。 1966年，毛泽东在游泳池边听护士唱《黄水谣》。“不到黄河心不死”一句刚落，他摆手道：“我是一到黄河也死不了心的人。”说完仰躺在竹椅上，眼睛半眯，如同在想象黄色水面与远处雪峰。 毛泽东未能亲骑昆仑，但对黄河治理的关注从未断线。三门峡大坝的反复论证、引黄济卫、后来提出的南水北调，多少都凝结着当年的那句“变害为利”。今天驱车穿行黄河两岸，大堤高耸、机耕道平整，偶尔还能看到刻着“黄河儿子”四个大字的纪念碑。往旁边一站，耳边似乎又能听见那位在雪夜里写词、在秋风里握船工的老人，用带湖南味的普通话感慨：“黄河，还是要靠人民来驯服。” 故事到这里并未结束。骑马沿黄河进昆仑的设想，像一支未发出的箭，还悬在中国人心头。这股浪漫和倔强，或许正是黄河水给他的馈赠，也透过他，传给了后来所有在黄土高原上挥汗的治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