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37年，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在逃亡途中，被空军航空学校的8名学生搭救，遂认8人为干弟弟，1941年-1944年，林徽因陆续收到8人的阵亡证书，他们全部血洒长空，壮烈殉国。 （信息来源：搜狐新闻--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联大八百学子投笔从戎报国(组图)） 1937年，林徽因和梁思成拖家带口，背着图纸和手稿，从北平辗转长沙，指望在这座南方城里多喘几口平安的气，可长沙的天，从没真正安静过。 防空警报声一响就是几个钟头，隔三差五就有人家被炸得七零八落，那年八月，日军飞机没来，没几个月后，第一声炸弹还是落下了。 谁也想不到，最冷的那次，还不是敌机，而是自己人纵的火，长沙大火连烧了两天两夜，三千条人命烧成灰，多少流亡的读书人和老百姓卷进火海，连喊救命都来不及。 那一晚，林徽因站在废墟上，捡锅碗和孩子的玩具，心里比北平还荒凉，再也没人相信这个大后方有多安全，甚至有人怀疑，还不如在北平挨一颗子弹痛快。 梁思成背痛发作，林徽因的肺也咳得厉害，谁都知道，留在长沙等着的是下一个空袭，等着的是一场没头没尾的仓皇逃命。 晃县那晚，山路塌了，车停在冰冷的雨里，林徽因浑身发冷，高烧烧得人连话都说不利索，梁思成背着儿子、搀着孩子外婆，在满街的破茶馆和客栈里来回碰壁。 到处都是跟他们一样走投无路的难民，能住的地方早就塞满了人，要不是那阵拉小提琴的曲子，谁也想不到，还能在这鬼天气里遇到一群像是从北平带来的光亮。 小提琴停下时，门一开，屋子里全是穿军装的年轻人，看见梁思成，谁都没多问，腾出床铺来，像是早就等着一样。 那群年轻人就是笕桥航校的新学员，刚从杭州转运出来，准备往昆明去，山里冷得像刀子，可几个小伙子却笑得跟春天一样。 他们说训练用的飞机老，飞上天就是赌命，可还是要飞，因为总有人得挡住那些从北到南轰过来的炸弹。 那晚之后，林徽因认下了这群弟弟，逃亡路上，没人会想到要去当谁的姐姐，可晃县的那间小屋子，隔着木板传出来的咳嗽声、小提琴声、年轻人压低嗓子说笑的声音，让她觉得这帮孩子跟自己的弟弟林恒一个样，都是该被人护着，却总往枪口上撞的人。 更巧的是，西南联大那会儿也落在了昆明，闻一多、朱自清那些先生们穿着蓑衣，住着茅草屋，却还在讲课，八百多名学生后来也投笔从戎，和这群飞行学员一样，都是一脚踩在泥泞里，一只手往天空里摸。 书房里的人要守着文化，机舱里的人要守着天空，到后来这场守护换来的结局怎样，林徽因心里有数，可那时，她只知道，这段路，才刚刚开始。 1941年，一个冬天的清晨，邮差照例送来信件，林徽因看见熟悉的信封，手却抖得拆不开，那是第一张阵亡证书，写着“陈桂民”，这个曾在厨房里用广东腔讲笑话的年轻人，坠机殉国，遗物只剩一件绣着“徽因姐”名字的皮夹克。 屋里摆着的香皂、白糖，都是她留给这些弟弟们的念想，可是天上那架老旧的飞机，再也没能把人带回来，她不敢多想，收起证书，却逃不过随之而来的更多噩耗。 接下来的几年，每过一阵，邮差就会带来下一封信，山东的、四川的、云南的、那个爱摆弄无线电的弟弟，无一幸免，全数血洒长空。 八张阵亡证书，成了家里最痛的“照片墙”，她一开始把它们别在书桌前，夜里看着，像是陪自己熬过咳血和失眠，可到后来，实在再也看不下去，干脆把证书一封封锁进抽屉里，不让自己再多触碰那撕心裂肺的名字。 梁思成很少在人前流露悲伤，他身子本就不好，背部常年痉挛，却依旧在日记里写下弟弟们的名字与最后一次空战的细节。 只要信寄到家里，他总是第一个出去接回来，等林徽因状态稍微好一点，才开口告诉她：又走了一个。 别人只看到这对夫妇在营造学社、在西南联大授课、给战时昆明设计茅草屋，却没看见每封噩耗背后，他们咬牙捡起弟弟们的碎骨、整理残骸、藏好遗物。 再一次又一次，用心记住这些名字，对梁思成来说，这些年轻人不仅是“名誉子弟”，更是他没能护住的家国血债。 有时候，林徽因自己也忍不住问，为什么他们明知道，飞行员平均寿命只有几个月，明知道飞机老旧、零件残缺，还要一次次升空？ 可答案早已写在那张航校门口的牌子上，“贪生怕死勿入此门”，她心里明白，他们是用自己的命在为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土做最后的挣扎。 林徽因说，她从未后悔过认这8个干弟弟，但她常常觉得亏欠，这些孩子原本该好好活着，谁也不该替谁去死。 慢慢的家国早已换了模样，可梁思成后半生始终坚持，每次在营造学社讲到古建筑和战争废墟，他总会突然停顿一下，像是要对后辈说：别忘了那些飞在天上的人。 他把弟弟们的名字留在日记里，把遗物一件件封好，有机会就请人把阵亡证书送进清华和国家档案馆，让这段血火，至少有地方可以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