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26日深夜，大杨庄一带，寒风刺骨，寂静无声。就在村庄边缘，一支身影模糊、脚步迅捷的小队悄然逼近。这支30人的突击队没有重武器，没有现代通讯，靠的全是短枪、大刀和手榴弹。 他们的目标，不是歼敌全排，也不是摧毁据点，而是一门山炮。 一门日军75毫米山炮，正在日军炮兵营地内静静伫立。那是一件杀伤力极大的兵器，口径小但机动性强，能跟着小分队爬山、压阵、轰阵地。情报说，这门炮刚部署不久，尚未转运进驻战线。 八路军决定干一票大的。 突击队赤脚前进，地上残雪覆盖，脚下冻土坚硬，踩得噼啪作响。每个人都将枪背好，紧握大刀，手榴弹别在腰间。领队是1营营长肖永银，他只有22岁，眼神却像老兵，冷静坚定。 他们从村北角悄然渗入，哨兵正打盹，一刀封喉，动作干脆利落。后方战士迅速展开，控制外围，分三组突击。营地里传来一阵犬吠，有人翻身，但还没来得及起身，手榴弹已飞入宿营棚，“轰”地炸出火光。 几分钟内，日军前哨陷入混乱。突击队趁乱冲入目标区，找到了那门山炮。铁皮冷硬，炮架上还沾着未干的泥。几人合力抬起炮尾，推往村外预定拉炮点。没人注意到，炮膛里卡着一发顶膛炮弹。 拉炮战士正要固定炮架，为转运做准备。天太黑，看不清细节。他手一摸，摸到火绳，习惯性一拉。 一声巨响划破夜空，山炮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开火，炮弹直轰村外空地，扬起大片黄土。 所有人一愣，甚至站在炮口侧面的士兵一屁股跌坐地上，半天没反应过来。更糟的是，枪炮一响，方圆百米都清醒了。一个排的日军火速出动，正从庄东方向集结。 形势急转直下。 肖永银反应极快，立即下令：主力带炮突围，预设2连殿后掩护，3连伏击敌后应援。 2连迅速架枪，在村口小庙背后设伏；3连则沿河沟绕行，准备从侧面攻击日军追兵。他们没无线电，只能靠灯光信号和肉眼判断。气温降至零下十度，士兵口鼻冒出白气，手里的枪却越握越紧。 村外田埂，突击队拉着山炮开始急行军，几人负责方向引导，其他人拖拉炮轮。土路崎岖，滑倒摔跤成常态。后方不时传来枪声，说明敌人已开始接战。 敌排长指挥两个班从西门穿插，试图堵截撤离路线。就在他们绕至村南堰口时，一颗手榴弹贴着他们头顶飞来，在他们脚下炸开，炸翻几人。3连出手了，伏击打得精准，打乱了敌人队形。 前方突击队趁势进入交通沟，一路拉炮疾奔。村民得知八路来了，主动开门、点灯、递水，还有老乡送出毛毯帮战士包住炮管，防止热气泄露被侦测。 天亮前，突击队成功将炮送出五公里外安全点，转运入山。 日军震怒，第二天出动两个中队搜索围剿，并调来装甲车、骑兵队、机枪阵，几度包围大杨庄。但八路军早已撤空，只留下一地弹壳、数具敌尸与烧焦的炮位棚子。 这一战，八路军缴获的是一门大阪兵工厂制造的75毫米山炮，完整炮身、未损零件、剩余弹药若干。这是根据地第一门完整缴获的日军现役重武器，打破了此前八路军只能靠迫击炮和手榴弹硬拼的局面。 山炮被送往129师冀豫支队，整修后装备主力部队，很快便在后续反“扫荡”战中立下战功。 消息传出，全线振奋。各地根据地村民奔走相告，说八路军“连炮都能抢回来，日军怕了”。战士们说得更直接：“连拉炮都能打出一炮，那是命好，也是血拼。” 1939年春，八路军高层专门发电通报此役，对突击队进行集体表扬，并奖励突击队员每人一床军被、一斤白糖。 这不是一场大规模歼灭战，但它干净利落、目标明确、行动果断。关键是，敌人没想到，八路军不仅能从后方抢走重武器，还能在兵临城下时全身而退。 而那声意外打响的炮，是一次偶然，也是一次提醒——抗战不是纸上谈兵，是用命换武，是在黑夜中赌一次成败的瞬间爆发。 那30人，靠着一次夜袭、一门山炮，给敌人上了一课，也给自己争回一份底气。历史没有刻上每一个突击队员的名字，但那门山炮至今还在博物馆陈列，炮身残缺，却记载着那一夜的生死与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