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猫腻?1994年,美国药商放弃数百亿利润,将乙肝疫苗研发技术以超低价转让给中国,这到底是另有所图还是大爱无疆? Roy Vagelos的起点并不高。1929年,他出生在新泽西一个希腊移民家庭,父母靠开小糖果店维持生计。他小时候就对科学着迷,常常泡在学校图书馆翻生物书。1947年,他考进宾夕法尼亚大学,主修化学,后来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医学博士学位。1954年毕业后,他开始在医院实习,慢慢积累临床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在1956年迈出关键一步,加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专门研究胆固醇代谢。他的工作为后来的心血管药物开发打下基础,成果直接推动了降脂药物的问世。 1966年,Vagelos转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担任生物化学系主任。他带着一帮学生和研究员,埋头研究代谢路径,发表了不少重磅论文。1975年,默克公司挖他过去当研究部门负责人。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重组团队,重点攻关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药物。他的领导风格很务实,强调科学要为病人服务。几年后,默克开发出治疗河盲症的伊维菌素,Vagelos力主把这药免费捐给非洲国家,直接救了几百万人的视力。 1985年,Vagelos当上默克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他把公司定位成既要赚钱,也要造福人类的药企。他推动了多项全球健康项目,比如跟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试图彻底消灭河盲症。他的很多决定都带着医学伦理的影子,比如他常说,药企不能光盯着利润,得先想想病人的命。他的希腊背景也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家里人从小就教他,助人是种责任。到了1990年代,Vagelos已经在业界名声大噪,但他的下一个决定,却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乙肝在中国是个大麻烦。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国有上亿人携带乙肝病毒,每年因为肝病去世的人数多得吓人。医院人满为患,很多家庭因为治病花光积蓄。中国的疫苗研究虽然一直在搞,但技术上差一截,短时间内没法量产安全又便宜的疫苗。反观美国,默克公司在Vagelos的带领下,早就开发出重组乙肝疫苗,名叫Recombivax HB。这疫苗效果好,副作用小,生产成本也不高,简直就是中国急需的救命稻草。 1989年,中国政府找到默克,提出想买这项技术。谈判一开始并不顺利。默克的高管们很谨慎,觉得这项技术是金鸡母,垄断市场能赚几百亿,凭啥轻易卖出去?中国这边虽然态度诚恳,但预算有限,报的价格远低于默克的预期。双方谈了好几轮,始终没进展。就在这时候,Vagelos站出来拍板,以700万美元的价格把技术转让给中国。这个数字低得离谱,相当于白送了一座金山。更夸张的是,他还承诺派默克的工程师去中国,免费教怎么生产。 1990年,中国技术人员先到默克的工厂学习,研究发酵、纯化和质检的全套流程。1993年,默克的工程师也去了中国,在北京和深圳的工厂里指导设备调试和生产线的搭建。到1994年,技术转让彻底完成,中国建起了自己的疫苗生产线,产量蹭蹭往上涨。疫苗价格也降下来,普通人打得起针。Vagelos对外解释这事儿时,只说了一句:“医生就该救人,管他什么国籍。”这话听起来简单,但背后是他对医学使命的坚持。 有人怀疑这背后有猫腻。700万的价格确实太低,默克完全可以要高价,或者只卖成品疫苗,赚更多钱。有人猜Vagelos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或者博个好名声,为默克在全球铺路。但这些猜测都没真凭实据。默克的财报显示,这笔交易没带来什么直接回报,Vagelos本人也没从中捞到额外好处。他的决定,更多是基于他对医生的责任感,而不是什么复杂的商业算计。 技术转让后,中国没浪费时间。1992年,乙肝疫苗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所有新生儿都能免费打第一针。各地建起更多疫苗厂,生产线24小时运转,疫苗瓶装满货车,送到全国每个角落。到2000年,儿童乙肝接种率超过90%,效果立竿见影。2014年的数据显示,5岁以下孩子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降到1%以下,跟发达国家一个水平。这成绩直接让几代人摆脱了肝病的威胁,公共卫生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 Vagelos在1994年从默克退休,但没闲着。他投身公益,加入非营利组织,帮着推动全球健康项目。他还常去大学演讲,鼓励年轻人投身医学研究。2005年,他受邀去北京参加一个医学会议,中国科学家当面感谢他当年的决定。他只是笑了笑,没多说啥。后来,他和妻子Diana把大半身家捐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奖学金和科研基金,总额超过4亿美元。他还继续关注河盲症项目,确保默克的免费药物能送到非洲最偏远的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