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罗广斌身份暴露，但他哥哥是中将，敌人不敢抓人，就找到他哥哥：“你弟是共产党，你说怎么办？”哥哥竟说：“抓吧！” 亲兄弟为何走到这一步？背后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1948年9月27日，成都少城公园内，罗广斌蹲在茶馆后院竹椅上，无意识地摩挲着《大众哲学》的书脊。在那个年代，这本进步书籍是地下党人的“精神支柱”。 突然，“砰！”的一声，茶馆木门被撞得粉碎。四个戴礼帽、满脸凶相的男人冲进来，为首的掏出军统证件，恶狠狠地喊道：“罗广斌，跟我们走！” 被推上吉普车时，罗广斌看到街角卖报的小王朝他拼命眨眼。小王是地下交通员，这个暗号让他心里一沉：组织难道暴露了？ 更让他脊背发凉的是，车子拐进将军衙门街，哥哥罗广文那辆显眼的美式吉普，就停在军统重庆站门口。 同一时间，将军府客厅，罗广文握着笔，盯着墙上“精忠报国”的匾额，不知在思索什么。 脚步声由远及近，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来了。罗广文头也不抬，只对副官说了句：“备茶。” “罗司令，令弟的事……”徐远举话没说完，罗广文突然把笔重重拍在纸上。 “我罗家世代忠良，容不得逆子败坏门风！抓！”罗广文冷冷说道。 徐远举当场愣住。在他看来，罗广文要么花钱保弟弟，要么拿兵权威胁。可这位中将竟如此果断放弃亲弟弟？ 突然，罗广文转身，盯着徐远举，提醒道：“不过——”他是我唯一的弟弟，要是有个闪失……” 话音未落，他的手指重重叩在腰间的中正剑上。这威胁很明显：可以抓，但不能动我弟弟一根汗毛。 当晚，罗广斌就被押往重庆渣滓洞。坐在囚车里，他望着窗外后退的灯火，三个月前在成都民盟总部入党宣誓的场景，在脑海中不断回放。 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出卖自己的，竟是亲手介绍他入党的冉益智。 渣滓洞的铁门“哐当”关上。墙角草席上，躺着个浑身是伤的年轻人，看到罗广斌就啐了一口：“叛徒！” 罗广斌这才发现，自己的囚服比别人干净，狱卒还专门送来了一碗白米饭。在渣滓洞，这样的待遇太扎眼。 他想解释，可周围只有冷漠、怀疑的眼神。 直到三天后放风，他见到了江姐。江姐手指缠着厚厚的纱布，那是被竹签扎穿留下的伤。即便如此，她依然挺直腰板，大声唱着《国际歌》。 他刚开口，江姐就打断他：“江姐，我是罗广斌……我认识你哥哥的吉普车。” 转身离开时，江姐悄悄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狱中斗争，先立信。” 这句话点醒了罗广斌。此后，他开始用指甲在墙壁上刻《资本论》笔记，用草纸写诗。当狱友发现他用米汤在草纸上画地图时，终于有人递来半块发霉的窝头：“老罗，算你一个。”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这里关的都是“重犯”，其中就有《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 一天深夜，陈然剧烈咳嗽着对罗广斌说：“我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了。要是我死了，你一定要把狱中情况带出去。” 罗广斌这才知道，陈然每天用米汤在草纸上写《挺进报》，写完就藏在厕所砖缝里。他接过陈然颤抖着递来的钢笔，郑重点头。 11月27日凌晨，枪声突然响起。罗广斌和18名难友被赶到院坝，四周全是端着枪的特务。 他注意到看守杨钦典的手一直在发抖，于是冒险小声说：“解放军已经过了长江，你想当烈士还是功臣？” 杨钦典喉结动了动，突然转身打开牢门：“快跑！” 罗广斌带着难友冲进后山，虽一脚踩进泥坑摔进荆棘丛，膝盖剧痛，仍咬牙爬向嘉陵江方向，身后是特务的叫骂与枪声 “老罗，天亮了！”有人指着东方喊道。罗广斌抬头望去，天边泛起鱼肚白，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草纸，那上面，是陈然用最后一滴墨水写下的《我的自白书》。 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在重庆市委招待所，写下两万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写到“狱中八条意见”时，窗外的红梅开得正艳。这些意见，后来成了整党整风的重要参考。 在狱中，罗广斌遭受各种酷刑，但始终没有屈服。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狱中，他和难友们还秘密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投入到整理烈士资料、宣传革命精神的工作中。他把狱中同志们的讨论总结成报告，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在重庆团市委、市青联工作，经常去学校、工厂给青年讲革命故事，还编辑了集中营烈士诗集《囚歌》。1958年起，他和杨益言合作创作《红岩》，这部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