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傍晚，北京中南海笼罩着黏重的湿闷，袁世凯的病危已持续多日，最终在亲眷的注视下没了气息。 府邸里顿时响起一片悲泣和嘈杂的脚步，女眷们围在卧榻旁恸哭不止，仆从们则手忙脚乱地准备治丧事宜。五姨太杨氏没有参与这场集体哀悼，她悄然退到不起眼的角落，朝三名长年跟随的男仆递去一个眼色。 几分钟后，这几个人影闪进袁世凯生前的书房，费力地将一只沉重的保险柜抬出来，沿着后院窄廊缓缓移动。 经过客厅时，其中一人又踮脚取下了悬挂着的西洋雕花大挂钟，所有物件被悄无声息地安置在杨氏的内室中。整个过程没有惊动前厅的人群，震耳的号哭恰到好处地遮盖了金属摩擦的细微响声。 杨氏这番动作背后是二十多年的精心经营，1895年进入袁府时，商人之女的出身让她显得格格不入。其他姨太太们忙着争宠斗艳，她却把精力转向账房。 通过重新整理田租账册与商铺收支记录，她建立起一套高效的记账体系，用只有自己能懂的符号标注每笔款项。袁世凯很快发现府中开支明显缩减，而账目反而更加清晰可查，自此将内务管理权交予杨氏。 这种信任在袁世凯晚年愈加深厚，连卧病期间的财务汇报也全由她经手处理。权力的获得并非只靠账房功夫，杨氏懂得在适当机会展示价值。 她留心袁世凯的工作习惯，在总统府召开重要会议前必亲自准备几样精致茶点，会议间隙还能提供肩颈按摩。这些举动让她在众多姨太中脱颖而出。 随着袁世凯健康恶化，杨氏早已暗自布局，借频繁探病查账之便，她多次进入书房核对资产凭证。保险柜内的债券，房契与地契被逐份取出甄别，其中京津两地的三张重要铺契经专业人指导更易了归属名字。 当医生宣告病危时，杨氏已知晓保险柜内存物的详细清单。她对局势的判断异常清醒，袁世凯的政治势力必然分崩离析，袁府财富若不转移将遭各方觊觎。 墙上那座西洋挂钟同样具有特殊价值，此物由德国公使亲手相赠，袁世凯任总统时常站立钟前凝视钟摆律动，视其为政治权威的象征物。在杨氏眼中，这既是价值不菲的西方古董，更是可以变现的权力符号。 袁家的衰败比预想更快，不足百日，各房姨太太便开始分家散伙，曾经煊赫的袁府迅速萧条。杨氏却带着子女及若干仆人登上赴津的列车。 在天津英租界的寓所里，她有条不紊地实施资产转化计划，通过德国礼和洋行将带出的部分田契兑换成金条，再以匿名方式参股多家新式企业。 这种跨境操作避开了北洋军阀对前朝显贵的资产搜查，实业成为杨氏的重点投资方向。她动用资金支持长子袁克桓参与水泥厂经营，后又推动其担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次子袁克轸则在母亲支持下发展棉纱产业。 管理企业之余，杨氏更致力重塑家风，她严禁子女沉溺纨绔习气，曾因十一子袁克安偷穿戏服回家而严厉施行家法。 对子女教育采取实用主义方针，凡赴欧美留学者必须选修商科，工科或矿冶专业。这种理念在1930年次子留学英国时得到印证，她回信拒绝其转修文学的请求，强调实业救国才是安身之道。 资产传承同样被纳入长远规划，杨氏在纽约花旗银行设立专属账户，通过信托基金形式保障子孙能定期获取生活费，同时保留家族对企业的控股权。这一架构在当时华人企业家中极为罕见。 1937年春天，杨氏病逝于天津寓所，她的灵柩未被送回洹上村袁林，而是葬在北京香山北麓一片私人坟地。墓穴选址颇有深意，位于清代王公墓地边缘区，远离袁世凯陵园却又毗邻旧日皇权遗迹。 墓碑只镌刻袁母杨太夫人六个字，无生平事迹赘述，如同她对袁氏政治印记的刻意疏离。她带出袁府的那座西洋挂钟，最终在子女迁居美国时不知所踪。 信源： 《百年袁家：袁世凯及杨氏人后裔百年家族史》 《袁家有故事：袁世凯后裔忆拼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