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父亲1996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记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的作家浩然，为毛主席守灵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纪实散文。 浩然在日记里写道：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时间久了，泪水流干，两腿两臂就如同触电般抽搐。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嚎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时间，我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谈…… 1959年，浩然凭借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在文坛崭露头角，经郭小川介绍，他正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浩然的成长轨迹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解放区文学传统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曾经蒙受党的恩情、从旧社会苦海中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又拥有八年多的基层工作经验和宣传干部的身份，浩然对现实中的重大题材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锐的洞察力。 在“十年”期间，浩然对自己的创作生涯进行了回顾。他坦言，在一定程度上，自己是以朴素的无产感情来指挥手中的笔杆。他深知，是党将他从旧社会的苦难中拯救出来，让他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并成为了文化的主人。因此，他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感激之情，决心用手中的笔杆歌颂党、歌颂人民。 他的作品，大多聚焦于新人新事、好人好事，旨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鼓舞群众，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然而，浩然也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时，大多呈现出一片和平兴旺的景象，缺乏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描绘，也没有塑造出高大的英雄典型。即使反映了人民内部新与旧的思想冲突，也站得不够高，挖得不够深，未能达到揭示生活本质规律的高度。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浩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斗争的伟大指示，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政治观点也更加明确。他开始运用阶级的思想武器来指挥手中的笔杆，创作了长篇小说《艳阳天》。这部作品以农村合作化运动为背景，通过塑造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浩然与样板戏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他的作品并非样板戏，但他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却与样板戏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强调宣传功能，都注重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都力求通过文艺作品来弘扬革命精神、鼓舞群众斗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浩然的作品与样板戏一起，构成了当时文艺界的主流声音。 与《红灯记》等样板戏相比，浩然的作品虽然形式不同，但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功能。他的作品通过描绘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革命事业的伟大成就。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追捧，也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与样板戏一样，浩然的作品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们过于强调政治宣传功能，忽视了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过于注重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缺乏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和展现；过于追求政治正确性，忽视了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和多样性。这些局限性和片面性，不仅限制了浩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也影响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在回顾浩然的创作生涯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成长和变化。从最初的《喜鹊登枝》到后来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浩然的作品在主题、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逐渐从一个只关注新人新事、好人好事的作家，成长为一个能够深入挖掘农村现实生活、展现阶级斗争复杂性和尖锐性的作家。这种成长和变化，不仅体现了浩然作为作家的才华和努力，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文艺界的变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