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杀掉了所有俘虏，包括降俘。然而，左宗棠手上沾满了血，却没人骂，为何？ 公元1876年，已届64岁高龄的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的军务，其核心使命便是平定盘踞新疆的阿古柏叛乱势力。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疆，其地理位置与沙皇俄国及英属印度势力范围接壤，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敏感性。 阿古柏正是利用了清廷内部的动荡，在新疆建立了割据政权，背后不乏英国与沙俄的暗中支持。 左宗棠在领命出征之前，特意嘱咐随从为自己备好棺木，并命令士兵将其抬着随军西行，他以此立下“若不收复伊犁，绝不生还入关”的决死誓言。 此种破釜沉舟的决心，极大地振奋了清军将士的士气，也使得当时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对其赞誉有加，称其为“国家栋梁之臣”。 清军主力从甘肃酒泉浩荡出发，左宗棠采纳了先稳定北路再图南路的进军策略。 在他的指挥调度下，清军接连攻克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所到之处叛军望风披靡。阿古柏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有效抵抗装备与士气均占优势的清军攻势，防线迅速瓦解。 1877年的五月，阿古柏深感大势已去，前途无望，最终选择了服毒自尽的结局。其子伯克胡里仓促继承其父残余势力，企图继续组织抵抗，但在左宗棠的军事压力下很快便土崩瓦解。 连阿古柏本人都无法抵挡清军的凌厉攻势，伯克胡里所率领的残部自然更不是左宗棠统帅大军的对手。 紧接着，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包括阿克苏、乌什在内的南疆四座重要城池也相继被清军成功收复。 直至1878年，当和田地区最终重新回到清政府的管辖之下，这才标志着整个新疆领土完整地重归中国版图。 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成功完成收复新疆的艰巨任务，除了依赖于清军将士强大的战斗意志和能力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左宗棠本人对于人才的重视与吸纳。 即便对方是曾经兵戎相见的敌军将领，只要其确实具备杰出的才干，左宗棠往往能够不计前嫌，予以重用。 马人得原本是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军中的一位重要首领，在与清军的交锋中，左宗棠识其才干，对其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最终成功将其招揽至自己麾下。 在马人得的协助之下，左宗棠不仅更为顺利地推进了失地的收复进程，而且还有效地缓和并稳定了西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 再如阿古柏麾下骁勇善战的将领白彦虎，他曾是清军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其投降之后，左宗棠非但没有处死他，反而对其加以重用。 左宗棠利用白彦虎熟悉当地地理环境等优势，使其协助清军的军事行动，为彻底平定新疆作出了贡献。 这种“不问个人过往，唯以才能取用”的用人风格，在当时等级森严、门户之见颇深的清朝官场与军队中，无疑是一股清流。 对于那些能力超群的敌方指挥人才，左宗棠能够摒弃宿怨；而对于那些放下武器投降的普通士兵，左宗棠同样展现出宽厚处理的一面。 当年在广阔的西北地区，左宗棠曾大力推行过一套优待俘虏的政策，将大批投降的士兵妥善安置下来，使其转变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与稳定，同时也从客观上减少了清政府在军费方面的巨大开支。 但在新疆全境收复之后，左宗棠却一反之前的常态，亲自下达了将所有俘虏悉数处死的命令，这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当年阿古柏之所以敢于兴兵作乱，除了其个人的政治野心膨胀之外，最主要的动因还是受到了沙皇俄国与英国殖民势力的挑唆和支持。 对于阿古柏及其核心党羽这类分裂国家的叛乱分子，如果不清剿干净，就不足以彰显清政府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分裂势力的坚定立场，更不足以震慑沙俄和英国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觊觎之心。 倘若一味地采取宽大优待的政策，将这些参与叛乱的俘虏轻易释放，那么对于虎视眈眈的沙俄和英国而言，这无异于是在传递一种妥协退让的错误信号，这种信号将会极大地助长其侵略扩张的野心。 在新疆全境收复之后，经过左宗棠的有效治理，整个边境地区保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相对安宁和稳定局面。 直到1912年，随着杨增新在新疆确立其统治地位，新疆才又重新回到了地方军阀“独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