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不让搬书，毛泽东大骂：你蠢么，我看你才是坛坛罐罐

前言

在老一辈革命者里，很多人都觉得毛泽东是读书最多的人之一。

他打小就博览群书，还特别看重学以致用，这习惯一直保持到了老，而且他还努力去影响身边的人。他好多次推动“补课式读书”，让大家一块儿读书的氛围可浓了。早年从延安撤离的时候，就因为两箱书的事儿跟江青意见不合，还怒骂过江青。

【两箱书的故事】

亲历者回忆说，1947年在枣林沟发生了与这两箱书有关的冲突。枣林沟在今天陕西省清涧县的北边，也被俗称为枣林则沟。

当时的大形势是国共冲突已经打响了。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失败后，就把“全面进攻”改成了“重点进攻”。就这样，从那年3月起，胡宗南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陕北延安，指挥部队发起了猛烈攻击。

这一年的三月末，敌人一个劲儿地往前逼，他们的先头部队都已经到枣林沟附近了。那时候，毛、周、任等领导人正带着支队驻扎在这儿。眼瞅着这种情况，负责警卫工作的阎长林他们就开始做准备，护送中央机关从枣林沟撤离。

那时候，距离毛泽东他们离开延安都已经13天了。毛泽东之前一直忙着自己手头的工作，看到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了，他才决定撤离。就在这等待的当口，江青早就按捺不住了，她牵来一匹大马，在院子里烦躁地走来走去。

就在大家都忙着收拾行李文件的时候，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毛主席老是瞅着两个沉甸甸的箱子，脸上带着若有所思又有点为难的神色。

在主席身边呆久了的同志都晓得，主席平常读书又多又频繁，啥种类的书都读，所以书对他而言可是特别重要、特别珍贵的“财产”。

井冈山那时候，毛主席最珍视的个人物品就是一担皮箩（箩筐）。在这皮箩里头，除了写文章不可或缺的文房四宝，就全是文件、书籍，另外还有从敌人那儿缴获收集来的报刊。

后来有个开国少将叫龙开富，以前长时间给他当警卫员。那时候，有一担皮箩，龙开富老是负责带着这担皮箩。不管走到啥地方，龙开富都得把这担皮箩带到那个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以后，龙少将私下里还跟部下打趣儿，说主席的著作，不单单是主席他老人家写出来的，也是自己成年累月“挑”出来的。

【隐蔽书箱】

如今，大家一瞅见主席对着装书的木箱露出难色，就赶忙上去帮忙，跟主席一块儿把书箱抬出窑洞，打算一起转移。大伙心里都明白得很，像这样重要的东西那是必须得随身带着走的。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又一次骑着马冲进院子，她可就沉不住气，扯开嗓子大喊：“啥坛坛罐罐的，都到这份儿上了，还舍不得扔！”毛泽东一听这话，也发火了，骂了个“蠢”字：“我看你才是坛坛罐罐！”

眼瞅着江青躲到一旁不吭声了，可这箱子又沉又不方便带的问题一定得解决。毛泽东沉思了一小会儿，就朝着卫士马汉荣走了过去，很严肃地跟他讲，我想让你办件事。

他晓得马汉荣是绥德人，绥德嘛，就是有“绥德汉子米脂婆姨”说法的那个地方。马汉荣的老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村子。于是就把他找来商量解决事儿的办法。马汉荣一听这开头，就知道肯定是有重要任务得自己去完成，他就说：“主席，您尽管下命令就行！”

情况紧急得很，马汉荣一下子就把该称呼对方化名“李德胜”这事儿给忘了。

主席就仔仔细细地跟对方商量，这几箱书一时不好带走，能不能送到他老家帮忙保管？要是放在他家里，会不会影响家人安全？

马汉荣在主席身边工作很久，他可清楚主席把书看得特别重要。以前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条件那么艰苦，毛主席宁肯扔掉被褥，也不愿意丢下书。

于是他马上就答应帮忙保管，还跟主席解释说，自己的老家离公路特别远，只要把箱子藏好并且保守秘密，敌人是不会发现的。

最后，他们敲定了这两箱书的去处。马汉荣马上动身跑了一趟，把书和箱子一块儿送回家里藏起来了。接着，整个队伍才开始进行下一步的转移计划。不过，所有人心里都坚定地相信同一个想法：这片土地，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从小就爱书如命】

毛主席手不释卷、爱书如命的习惯是怎么养成的？这就得从他的青少年时期说起了。

8岁的时候，毛泽东就走进了离自家不远的“南岸私塾”。在塾师邹春培的教导下，开启了他人生最初的求学之旅。那些必备的旧学教材肯定得学，另外，像《论语》、《诗经》还有诸子的典籍之类的也都要学。

这些功底给他打下了很棒的文字基础，这对他之后写出好多说理透彻又感染力满满的文章可太重要了。而且，他还能随便就写诗填词，要是没有扎实的旧学根基，那根本就没法做到。

一直到现在，那座作为私塾旧址的牌楼式青砖建筑，还在主席故居往西一百米的地方立着。

光读典籍可没法让他满足。16岁的时候，他专门求亲戚帮忙劝他爸，让自己能去湘乡的那个“洋学堂”——县立东山小学堂念书，这样就能学到更多先进的知识和思想。

1912年的时候，他凭借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学校课程太少，校规还特别死板，于是他就做了个特大胆的决定——退学。后来他考进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在这之前，位于长沙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可是他获取知识的重要地方。

湖南图书馆1904年就创立了，它可是咱国家省立公共图书馆里较早的。那时候毛泽东住在长沙新安巷湘乡会馆，每天天一亮就走着去三里地外的这个图书馆看书学习，刮风下雨也没停过。

多年之后，这家图书馆有管理人员回忆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图书馆的肯定是他，闭馆的时候最后一个走的也绝对是他——“你要是不催他，他就不会走”。

他打从青年时代起，阅读的范围就特别广。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他读，世界各国的史地文哲他也读。他把精力主要放在哲学和近代科学著作上面，而且还经常读北京、上海、湖南这三个地方的各类报刊杂志。

有统计表明，一直到1927年他上井冈山之前，他买书看书的支出在生活支出里占了很大的比例。就师范学校读书那几年，总共花了160元，其中有三分之一的钱都拿去买报纸了。

在北京的时候，多亏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帮忙，他做了一阵图书馆书记，这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一方面解了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还满足了他不断增长的求知欲。

好些年过去了，毛主席还老是想起这段时光。他说，当时有三本书可重要了，这三本书让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牢牢地扎了根，而且一辈子都没动摇过。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

他以前讲过，自己只要一迈进图书馆，就感觉像是“牛进了菜园子”似的，他，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为了能读书，饭都可以一天不吃，觉也能一夜不睡，反正书是一定要读的。

战争年月里环境特别差，和平的时候事务又特别忙。可不管处于哪种情况，毛主席差不多就没停止过读书求知的习惯，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阅读方法。

【多年养成的读书习惯】

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写的一封信里谈到了自己求知的方法。他说，自己暂时还没专门去探究某一种特定的意义和方法，所以就先采用“辐射线的办法”，各个门类都去接触一下。

他的读书方法总结起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先广泛涉猎再深入钻研”，第二个是“先读中国的书再读西方的书”，最后一个就是“先读一般性的书籍再读专业书籍”。

第一条“先博而后约”，就是说要先广泛地阅读很多书，然后再挑重点目标去精读。就像当年他刚看到湖南图书馆的藏书量时，那真是惊喜得不得了，都快被震撼到了。楼上楼下，所有的柜子、架子都堆满了书，差不多全是自己没看过的，都不知道该从哪本读起。

于是，他先把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给挤出来了，早上早早就来，晚上很晚才走，午饭就随便吃点自己带的干粮，或者两块米糕，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广泛阅读上了。

在图书馆自修的这段时间，他学了世界地理和历史方面的知识。就连最新版的世界地图，也是在图书馆里头第一次见着然后开始学习的。

此外，他还读了《原富》、《物种起源》，也读了好多哲学、法律、伦理方面的书，诗歌、小说、文化类的书籍也会穿插着读。

在选定革命道路之后，不管是自己读书，还是指引他人读书，都得依照革命事业自身的需求来。不过，毛泽东依旧始终遵循着“先博后约”这一规律。

他以前在抗大的校务办公会上提倡搞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懂得的知识也多。阅读的范围可广了，国内国外的书、古典现代的书，正面的书也好，反面的书也罢，他都鼓励大家去读。

第二条“先中而后西”，就是说要先把功夫花在中国文化、现状之类的书籍上。等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基本的了解，再去读有着其他文化背景的书，并且带着目的去打量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好把有用的东西应用到本国的情况里。

大家都知道“历史是现状的镜子”，毛主席经常看的书里就有《资治通鉴》。他跟秘书孟锦云讲过，《资治通鉴》他都读了17遍了，可每次读都能有新的收获，要是有时间，他还想再多读几遍。

第三条“先普通而后专门”的意思，就是要先去读那些好懂的、属于概括科普类型的书，然后再进一步去读某些特殊领域的专业书籍。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重点阅读的书籍种类是有变化的。就像在延安的时候，列宁的著作是他最爱读的，为啥？他觉得列宁的著作对中国革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和发展那可就是最要紧的事儿。他，阅读的重点很自然就转到政治经济学上去了，对那些具体的科学技术类书籍也偶尔会读一读。

1958年的时候，张治中受到邀请，陪着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大江南北都去了。有一天在途中，张治中无意间看到，毛主席把火车上那些零碎的时间都利用起来了，正在看一本有关冶金技术的书。

张治中特别诧异，之前压根就没听说毛主席有钻研冶金科技的想法。他有了疑问，主席就回答说：“是，人知道的东西得多点才行。”

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觉得，人要是有学问，就像登上高山一样，能看到好多东西；可要是没学问，就跟在暗沟里摸黑走路似的，那可太折磨人了。

【劝人读书】

就为这，他自己一辈子都特别爱读书，而且一有机会就会鼓励、举荐身边的同志，让他们一定要养成读书的习惯，多多提升自己。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好多次倡导搞“补课式”读书，这就从中央掀起了一股“读书旋风”，借助集体活动的带动力量，让大家一块儿来补课读书。

1958年末的时候，他发起了一轮读书活动。他自己可是带头做，花了两个多月就读完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这时候他事情特别多，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大多是在杭州、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到处跑的时候读完的，就连在火车上的时间都没浪费，都用来读书了。

他倡导干部多读书，特别是“补课式”读书，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增强“知识理性”，实实在在地解决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毛主席在中南海住的菊香书屋，那完全就是个书的天地。

统计显示，他生前个人藏书差不多有10万册。书架上满满当当的，不光如此，写字台、饭桌茶几、床上，就连卫生间都摆着书。他每次出去视察工作或者参加会议的时候，都会带上要读的书。杭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图书馆，都有他借阅书籍的记录。

1941年，在延安的一次读书号召会上他就讲过，年龄大些的同志也得加强读书学习。要是想着自己再过十年就没了，那也得努力学上9年零359天。

他的图书管理员回忆说，1976年毛主席生病卧床的时候，还是会借助放大镜，让工作人员朗读等办法来读书。

毫不夸张地讲，他这一辈子都在践行“活到老，学到老”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