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臧克家接到老家的来信，前妻的两个儿子要来上海生活。臧克家断然拒绝，但妻子郑曼夜不能寐，做了一个决定：“一定要把他们接过来，越快越好。” 1947年上海滩，一封沾满乡土气的家书悄然拆开，里面藏着两个少年的身影，他们是诗人臧克家的血脉，却在战乱中流浪街头。父亲本想关上门窗，保一家子平安，可妻子郑曼一夜辗转，咬牙下定决心：必须接他们来。这决定背后，是乱世里的一场无声拉锯，谁知它会点亮多少条弯曲的人生路？ 抗日战争那会儿，臧克家早就是笔杆子上的战士，用诗句戳破黑暗。1928年，他在济南娶了王深汀，两人一头扎进革命队伍。1938年台儿庄战役，他们夫妇在前线宣传，散发传单鼓舞人心。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盯得紧，抓捕诗人没商量。王深汀帮丈夫脱险后，夫妻俩聚少离多，生下两个儿子臧乐源和臧乐安。战火烧得猛，1938年他们离婚，把孩子托给臧克家的妹妹。孩子们跟着姑姑东奔西跑，到青岛一所流浪学校念书，白天上课，晚上摆摊卖烟维持生计。那年头，活下去都费劲，何况教育。 臧克家呢，继续在各地流亡，写讽刺诗，参加宣传。1942年，他到重庆，认识了郑曼。她是干部家里的家庭教师，早读过诗人的作品，两人志气相投。1940年他们在重庆一户农家办了简单婚礼，从此相濡以沫。郑曼不离不弃，跟丈夫躲特务，过颠沛日子。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他们终于能喘口气。1946年春，夫妇俩到上海安家，在一条窄弄堂的单间落脚。臧克家进报社编副刊，郑曼在卫生院记账。日子清苦，就靠稿费和工资过，俩人省着花，挤出一角天来规划创作。 可好景不长，1947年初夏，一封从山东寄来的信搅了局。写信的是臧克家的妹妹，她说两个侄子在青岛混不下去，学校简陋，卖烟赚不了几个钱，瘦得皮包骨，想来上海投奔爸。信纸上字迹歪扭，透着无奈。臧克家看完信，脸拉长了。他在屋里转悠，琢磨着拒绝。为什么？那时候上海白色恐怖正紧，特务到处抓进步人士。家里就一间小屋，稿费勉强养俩人，再来两个孩子，负担重得压垮脊梁。何况郑曼只比大儿子大十岁，挤一块儿住，日子怎么过？再说跟着他危险，孩子容易遭殃。诗人提笔回信，直截了当说不准来，形势险恶，等稳定再说。 郑曼不一样。她接过信，读完就搁不下。两个孩子从小没爸妈管，流浪街头，容易走弯路。她知道这苦，劝丈夫想想长远。臧克家还是摇头，担心拖累她。俩人争起来，声音压低，但分歧大。郑曼那晚睡不着，脑子转个不停。第二天，她坚持己见，说孩子需要教育，需要正路引导。不能让他们在外面飘着，容易出事。丈夫拗不过，只好让步。郑曼说：“一定要把他们接过来，越快越好。”她托人买船票，安排一切，信也改了，催孩子们赶紧动身。 兄弟俩到上海那天，码头乱哄哄的。郑曼去接，带他们回弄堂小屋。屋子窄，她用木板在楼道隔出间小屋，给孩子们住。生活照旧苦，她在屠宰场分征所上班，下班带回牛尾巴，熬汤给大家添点荤。经济紧，她精打细算，拆旧衣换书本，督促兄弟俩上学。一次，大儿子臧乐源病了，尿床，她二话不说洗被子，照顾周到。兄弟间有小摩擦，她讲革命故事，教他们团结。郑曼把他们当亲生，担起继母的责任，从不抱怨。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掂量。臧克家拒绝不是自私，他是怕连累全家。那年头，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化人下黑手，诗人写诗就得藏着。郑曼的决定，体现出革命家庭的担当。她不光顾眼下，还想长远，让孩子们接受教育，走正道。 日子一天天过，1948年白色恐怖更凶，臧克家为避险，经党组织安排去香港。不久他病倒，郑曼听说，赶紧把两个儿子送回山东解放区，安置在华北大学。那地方是革命摇篮，孩子们一去就扎根学习。郑曼自己赶香港，照顾丈夫喂药，直至他好转。一家子就这样散开，又聚拢。 后来，孩子们长大。臧乐源成了哲学家，在山东大学教伦理学，传道授业。臧乐安精通俄语，当翻译家，译了不少书，驻外工作弘扬中国声音。郑曼又生了两个女儿，臧菁菁和臧小平，一家四代齐心。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投身建设，教育后辈。郑曼七十大寿，儿子们写信感激：“亲爱的妈妈，这四十年，您对我们关怀备至。”这份情，扎根心底。 郑曼不光管家，她早年跟丈夫抗战，胜利后搞出版，在界里名声响。臧克家晚年住院，她守着不走，医护都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