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自己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史学四大家”。他出生名门，一生致力于历史和教育事业，创办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他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信息来源：厦门卫视——揭秘丨大师钱穆晚年竟遭“逼迁”之辱） 1895 年的江苏无锡，一个名门望族迎来了钱穆。谁能想到，这孩子后来会成为撑起中国史学半壁江山的大师？ 早年他家里还算殷实，可父亲早逝后，日子一下就紧巴了。没钱读完整的书，钱穆就凭着一股对学问的痴劲儿自己琢磨，硬是把自己“喂”成了满腹经纶的人。 17 岁，为帮家里减轻负担，他站上了小学讲台当教员。一边教孩子们认汉字、学知识，一边没放下对历史的琢磨，二十出头就写出了好几篇有见地的史学文章，慢慢在学界有了名气。 到了上世纪 30 年代，钱穆的才华再也藏不住了，北大、清华、燕京这些顶尖大学都抢着请他去教书。 他讲课特别有一套，再深奥的历史道理，经他一讲都变得明白好懂，还带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少学生都特意赶去听他的课。 也就是这时，他和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一起，被大家称作 “史学四大家”，成了公认的国学大拿。 这段日子里，他笔杆子就没停过，《先秦诸子系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本接一本地出，尤其是《国史大纲》，在抗战那山河破碎的年月里，像一剂强心针，让国人重拾文化自信。 书里那句 “我们不是亡国奴，要在文化上续命”，更是喊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激励着大家咬牙坚守民族气节。 抗战打响后，钱穆跟着学校一路辗转，从昆明到重庆，就算再颠沛流离的日子，他也没丢下教育和研究。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接着钻研历史，想用文化的力量，帮国人守住精神脊梁。 1949 年局势动荡，有人请他回北大，也有人劝他去台湾，可他都没答应，反而留在了香港。他拉上唐君毅、张丕介、牟宗三几个人，一起办起了新亚书院。 那时候条件差得很，连像样的教室都没有，可他们抱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想法，硬是培养出了一大批懂国学、爱国学的人才。 新亚书院就像一粒种子，在香港扎了根，不仅在当地学界引起了大反响，还成了海外华人传承国学的重要地方，直到现在，大家还记着这份办学的初心。 1967 年，钱穆应台湾当局邀请去讲学，最后在台北外双溪安了家。夫人胡美琦特别用心，亲自画图纸，想给丈夫建个安静的地方搞研究。 蒋经国听说这事儿后，主动帮忙把图纸交给阳明山管理局办施工手续。一年后新房建好，钱穆为了纪念母亲，给它取名 “素书楼”，还签了租约，说好若能住到1991年，到期还接着租。 之后的二十多年，素书楼成了钱穆的 “精神小窝”，他在这儿接着写书、上课，一直到 1986 年退休，算下来，他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整整 75 年。 可谁能想到，这位一辈子跟书、跟学生打交道的老学者，晚年却遭遇了糟心事。 1988 年 5 月，时任 “立法委员” 的陈水扁等人，突然跳出来说钱穆霸占公产，还说素书楼的地是公家的，他住这儿不合法。这事压根没根据，却因政治操弄越闹越大。 二年后，又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议员翻旧账，骂素书楼是 “非法修建”，逼着他赶紧搬。 那时钱穆已95 岁了，身体弱得很，夫人胡美琦好几次跟相关部门求情，说老人年纪大了，身子不好，能不能等他心情稳一点再搬。 可钱穆不愿意被人说 “搞特殊”，更不想跟人起争执，为了证明自己清白，他咬咬牙，还是决定离开住了 22 年、装满了心血和感情的素书楼。 1990 年 6 月 1 日，钱穆在家人的搀扶下，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素书楼，搬到了台北杭州南路的家里。离开自己一辈子心血建起来的 “精神家园”。 加上外面那些没头没脑的指责，老人心里又委屈又难受，身子一下子就垮了。才过了两个月，钱穆就在对故乡的思念和遗憾里走了，到最后，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对岸的无锡老家。 这位一辈子守着传统文化、心里装着家国的国学泰斗，就这么带着遗憾走了，成了两岸人心里说不出的痛。 钱穆这一辈子像跟中国传统文化绑在一起，从靠自学成才的少年，到学界人人尊敬的大师；从战乱里守着教育不放的勇者，到晚年遭遇不公的老人，他始终凭风骨做人，用学问滋养人。 他写的书，养活了一代又一代搞学问的人；他的教育想法，影响了无数后来教书、办学的人。而他晚年的遭遇也提醒着我们，尊重文化、敬畏学者，才是一个社会该有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