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邮传部筹划成立一家新式银行，取名“交通银行”。银行章程、股本、架构一件件落定，唯独大门上那块匾额，让官员们犯了难。请谁题字，成了头等烦心事。旧翰林们的字虽工整，却缺一股能镇住银钱场子的气度。
照片左侧，黑底金字，四个大字端庄雄健；右侧站着题字者郑孝胥。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着藏青色长衫马褂，双手交叠，神情内敛，不像江湖书家，倒像个沉得住气的老掌柜。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当年让邮传部遍请的旧翰林们集体失了颜色。
郑孝胥出身福建闽县，清末进士，入过翰林，诗书画俱精，尤擅楷书，字取颜体之厚重，又参以欧体之骨力。最初，邮传部四处延请旧日翰林提笔，指望借这些人的馆阁体撑一撑新银行的门面。没想到写来送去，没有一幅能让主事者点头。不是过于拘谨，就是失之油滑，总差那么一口气。
有人提议请郑孝胥出山，消息一出，众人先被价码吓一跳：润笔费四千大洋。那时北京一座像样的四合院也不过一千五百大洋，这四个字差不多能换三座宅子。可钱花了，字一亮相，满堂皆服。
郑孝胥笔下的“交通银行”四字，结字严谨，折角分明，笔力遒劲，凝重大气，又带着一股庄严典雅的贵气。黑底金字，每一笔都经得起推敲，越看越耐看。连当时的邮传大臣都忍不住叹道：我心中交通银行四字，就是这个样。一句话，既替字定了调，也让那四千大洋显得不那么烫手。
从一九零八年到现在，银行招牌换了一代又一代，营业网点从京城开到全国各地，这四个字却始终没变。无数人在柜台前抬头看过它，在存折上低头见过它，却很少人知道它背后曾有过一场耗资千金的选字风波。郑孝胥后来的人生选择争议颇多，但这四个字，替他留在了中国最显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