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女子发现丈夫与自己闺蜜暧昧不清，甚至多年来频繁转账、同租一屋。丈夫承认“犯错”，却又称“只是孤单”。可当女子亲自走访后，才发现所谓的“三个月关系”，其实是十年的同居史。 徐女士与丈夫高先生结婚多年，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两人一个守家、一个外出打工，聚少离多却相安无事。然而，一部手机打破了这段平静的婚姻。 2023年春节前夕，徐女士无意中看到丈夫的聊天记录，发现他与自己的闺蜜——认识20多年的老朋友——往来密切。聊天内容暧昧：“亲爱的”“想你了”“晚上回家吃饭”，甚至还附带红包、转账记录。徐女士震惊地发现，这些亲昵言语和金钱往来，自己从未得到过。 面对质问，高先生起初并未慌乱。他辩称：“一个人在外太孤单，她刚好也在那边打工，就多聊了几句。”他说两人只是“相互照应”，关系持续不过三个月，还承诺会彻底断绝来往。 徐女士虽然心有芥蒂，但仍愿给丈夫一次机会。然而几天后，她听到闺蜜主动来电：“你老公又来了，还给我送吃的。”徐女士心头一震——那些食物，正是她亲手为丈夫准备的。 这一次，她彻底崩溃。丈夫口口声声“断了”，却又偷偷联系；明明说“没感情”，却舍不得放手。面对再度欺骗，徐女士情绪崩溃，几天滴水未进。高先生害怕出事，连夜让叔婶上门劝说，甚至亲笔写下保证书，承诺若再犯，“净身出户，债务自担，房车归妻”。 保证书签了，但信任没了。徐女士决定查个明白——到底这段关系从何时开始。 她联系闺蜜，对方支支吾吾，否认“十年同居”，只说“记不清了”。徐女士不信，决定亲自前往丈夫上班的城市。她在那里住了19天，才拼凑出令人震惊的事实——丈夫与闺蜜早在2014年就已租房同居，甚至邻居都知道他们是一对。手机里2015年、2016年的快递记录、转账记录更印证了这一切。 得知真相后，徐女士心如刀割。她质问丈夫：“十年？你骗了我十年？”高先生反而显得平静：“是十年没错，她做饭，我出房租，我们互相帮忙。” 徐女士一度要求闺蜜归还丈夫十年来的花销，她凭转账记录统计出共约5万元。闺蜜担心事情闹大，最终将钱退回。可高先生反而不满：“我哪给那么多？顶多几千，她还分期给我。”他的态度再次刺痛了徐女士。最终，徐女士提起离婚诉讼，而高先生却拒绝，称“不想让女儿没有完整的家”。 然而，从法律角度来看，高先生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夫妻矛盾”的范畴。 《民法典第1043条》明确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婚内长期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甚至同居生活，严重违背了婚姻忠诚义务，属于重大过错行为。 同时，若证据确凿，足以证明高先生与闺蜜以“夫妻名义”对外同居，其行为可能构成《刑法第258条》规定的重婚罪——“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虽然两人未办理结婚登记，但若在社会上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多年、对外自称“夫妻”，亦可被认定为“事实重婚”。 在财产问题上，徐女士作为无过错方，享有更多权利。《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因重婚或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也就是说，若离婚，高先生不仅需要分割共同财产，还应向徐女士支付额外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此外，高先生在婚姻存续期间赠与闺蜜的大额财物，属于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权益。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未经配偶同意擅自赠与他人，另一方有权追讨。徐女士据此要求闺蜜退还5万元，有充分法律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起事件不仅是婚姻背叛，更是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失守。丈夫隐瞒十年同居史，闺蜜背弃信任，双方的行为均违背社会公德。法律虽无法惩治“出轨”本身，但可通过财产分割、损害赔偿等方式维护无辜一方的权益。 随着通信方式多样化，“精神出轨”“隐性同居”等行为隐蔽性更强，取证更难。但法律并非无能为力——微信聊天、转账记录、邻居证言、房租合同，都可成为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 从心理层面来看，长期分居、缺乏沟通确实会让婚姻关系出现裂缝。但这种孤独，不该用背叛来填补。 从维权角度看，徐女士可通过以下路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离婚诉讼，以“重婚或同居”为由主张离婚并要求损害赔偿；追讨赠与财产，凭银行流水、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申请精神损害赔偿，要求法院酌情判决；如有充分证据证明两人以夫妻名义同居，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重婚刑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