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李立群从台湾回到大陆，找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哥，见到大哥家一贫如洗，他立刻拿出三笔钱说：“哥，这钱我已经帮你想好花哪儿了，别拒绝”。 那年的阳光把河南村道晒得发白，绿皮火车刚载着第一批寻亲者穿过海峡，李建宇的蓝布衫却还带着去年冬天的补丁——袖口磨出的毛边里，藏着九十年代农村最实在的窘迫：欠信用社的四千块利息，像屋檐下的冰棱，开春就往心里扎。 村口老槐树的影子里，两个男人忽然都不动了。李立群捏着的泛黄照片在风里掀角，黄埔军校的拱门有些模糊，年轻军官的眉眼却和李建宇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扛着锄头的汉子，军用水壶在车把上晃荡，里面的井水凉得像四十年的光阴——那是父亲李西毅1946年随军南下后，兄弟俩第一次见面。 “您是……建宇哥？”李立群的声音带着海的潮气。李建宇的喉咙像被麦秸堵住，照片上父亲的脸和梦里的重叠，他靠着土坯墙滑坐下去，看着弟弟笔挺的衬衫，忽然觉得自己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带着泥，也带着涩。 屋里的破桌上，冷馒头还留着孩子们啃过的牙印。李立群从帆布包掏出厚信封时，李建宇的手猛地往后缩——三沓崭新的钞票，在那时的农村，够买半头牛，或还三年的债。“爸走前说，这钱得分三份，一份清账，一份盖房，一份给孩子们读书。”李立群的手指按住信封，不让它掉在地上。 “我不能要。”李建宇的声音发颤，李家汉子的脊梁不能弯。可当李立群说起父亲在台湾的病床前，反复念叨“老大在河南受苦”，他忽然就说不出话了。或许父亲望着海峡的时候，眼前闪过的不是黄埔的枪林弹雨，而是家乡的炊烟？或许那些年的南征北战，他心里最软的地方，始终系着这个被留下的儿子？ 第一笔钱还了信用社的债那天，李建宇把账本撕成碎片，风卷着纸灰飞过老槐树，社员们站在旁边啧啧叹：“这下不用再跟队长低三下四了。”第二笔钱盖新房时，瓦匠说“这楠木门窗，能抗五十年风雨”，李建宇摸着白墙，忽然想起小时候漏雨的土坯房，母亲总在夜里抱着他往炕角挪。 并非所有离散家庭都能等来这样的结局。有些信件在辗转中变成了废纸，有些名字在户籍册里模糊成了符号；可那个夏天，河南乡下的蝉鸣里，藏着最实在的团圆——兄弟俩蹲在新盖的屋檐下，分吃一个刚从院里摘下的西红柿，酸甜的汁水顺着手指流，像流进了岁月的裂缝。 第三笔钱投进村办小厂的那天，生锈的压砖机重新转起来，李建宇学着记账，铅笔在纸上划拉的声音，和弟弟在台湾拍戏的台词，隔着海峡，却奇异地和鸣。后来孩子们都上了学，李建宇总在村口等校车，看着孩子们背着新书包跑远，觉得父亲好像就站在老槐树下，对着他笑。 如今老槐树的枝桠更密了，树下的石凳上常放着两个搪瓷缸，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一个画着台北101大楼。风穿过树叶的时候，好像还能听见李立群当年的话：“哥，咱们流着一样的血，这血里，有黄河的沙，也有台湾海峡的浪。” 只是不知道，父亲在天上看见这一幕，眼里会不会也有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