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车间里，焊花味儿还没散尽，一沓X光片在桌上摊开，二十几个穿白大褂的专家围着，手指点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纹路直摇头。 “不合格，200多处裂纹，这喷管废了。” 角落里突然冒出个声音，带着点金属摩擦似的沙哑：“这是假的。” 说话的是高凤林，一个普通焊工，手上还沾着焊锡渣子，指甲缝里嵌着黑灰。 那会儿咱们正搞长征三号甲火箭，那可是“大国重器”，心脏——新型大推力氢氧发动机——卡了壳。 卡在哪儿？发动机的大喷管焊接。那活儿细得要命，几百根空心管子，每根就比头发丝粗那么一丁点儿，得严丝合缝焊一块儿，焊缝加起来快有一公里长。 好不容易焊出来，拿去照X光，片子上白花花一片裂纹，专家们脸都白了——这要是真裂了，火箭上天就是“空中放烟花”，几亿投入打水漂不说，国家任务都得黄。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有人拍桌子说“必须报废”，有人翻资料说“工艺极限到了”，高凤林蹲在墙角，盯着片子看了半个钟头，突然站起来走到桌子中间。 “我焊的，我知道。”他指着片子上最密的那片白影，“这不是裂纹，是焊料堆积的影子，机器认错了。” 专家们一下子炸了锅，有个戴眼镜的老教授推了推眼镜：“小同志，说话要负责任，X光机是德国进口的，精度0.01毫米。” 高凤林没退让，从口袋里掏出个磨得发亮的焊枪头：“我练了十五年，手上的感觉比机器准。不信，切开看。” 这话一出口，会议室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切开？那喷管价值连城，切开要是真有裂纹，照样报废，可高凤林就得背上“耽误国家大事”的罪名。 最后还是总工程师拍了板：“剖！出了问题我担着。” 车间里临时搭了个工作台，喷管被固定在架子上，铣刀慢慢切下去，铁屑簌簌往下掉，高凤林站在旁边，手攥得发白，指关节都捏出了红印。 切开，打磨，再放到200倍的显微镜下。 所有专家都凑过去，眼睛瞪得溜圆，连呼吸都憋着。 显微镜下，焊口光滑得像镜子，别说裂纹，连个毛刺都没有。 “真没裂！”有人忍不住喊出声，高凤林腿一软，靠着墙滑坐在地上，后背的工装全湿透了。 后来这喷管成了“功勋喷管”，地面试车一万多秒，愣是没出一点毛病，高凤林的名字也跟着传遍了航天城。 有人说他“运气好”，高凤林听了嘿嘿笑，从工具箱里掏出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那是他当年练手用的，里面盛着水，端着走一公里不洒一滴。 “哪有什么运气？”他摩挲着缸子沿，“吃饭时拿筷子当焊丝，对着空气练送丝；休息时举铁块练臂力，一举就是俩小时；焊枪把手上的茧子磨破了三层，才摸出点‘手感’。” 这“手感”有多准？后来他带徒弟，让闭着眼焊1毫米的缝，徒弟手抖得跟筛糠似的，他拿过焊枪，耳朵听着电弧“滋滋”的声音，手上稳得像长在上面，焊完一量，不多不少，正好1毫米。 再后来，另一个焊工刘红光更神，他焊火箭发动机壳体，有些地方空间太小，焊枪能伸进去，眼睛却看不见——这就得“盲焊”。 焊丝和焊件的距离得控制在1毫米内，差一丝都不行，刘红光闭着眼，光凭手上的触感和电弧的声音变化，就能焊得比机器还匀实。 有次国际焊接大赛，俄罗斯专家围着他看，看他闭着眼焊完一条缝，拿尺子一量，不差0.1毫米，专家们当场掏出相机狂拍，嘴里“哈拉少”不停，觉得这简直是“魔法”。 现在不少企业迷信数据、流程、自动化，觉得机器比人靠谱，这话没错，工业进步离不了这些。 但高凤林总说：“机器是死的，材料是活的，有时候那0.1毫米的偏差，机器读不出来，人的手能摸出来。” 后来有人开天价挖他，北京两套房，工资翻三倍，老婆劝他：“咱儿子结婚正缺房，去呗。” 高凤林蹲在院子里抽烟，烟蒂扔了一地：“诱惑大不大？大，谁不心动？都是凡人。” 但他没走。 再后来，他主焊的发动机把卫星送上天，电视里放发射画面，他蹲在车间门口，看着火箭尾巴拖着光冲上云里，咧着嘴笑，眼泪却顺着皱纹往下淌。 “你看那光，”他指着天上的亮点，“比啥都亮堂。” 现在他还是天天泡在车间，手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徒弟问他“啥是工匠”，他拿起焊枪，对着一块钢板比划：“就是把简单的事做一万遍，做到闭着眼都错不了；就是敢跟机器叫板，因为你比机器更懂手里的活儿。” 那天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焊枪头在余晖里闪着光，像一颗没灭的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