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21日早上，龙潭湖养鸭场的老槐树下，有人发现了容国团。 上衣口袋里那张纸条，十个字工工整整——“我爱我的名誉胜过生命”，看的人都红了眼眶。 他出生那年是1937年，香港海员家庭的小儿子，爸爸跑船，妈妈拉扯孩子，家里穷得叮当响。 四岁摸球拍，四姨教的，舅舅站在旁边比划动作，没有球台就用床板代替，球在木板上弹得咚咚响，像他后来打球的心跳。 十三岁辍学去渔行，天不亮就卸鱼，腥味粘在手上洗不掉，可一有空就往工联会球室跑，对着墙练拉球，手抽筋了就甩甩接着来。 1957年香港锦标赛，他一个人拿了男团、男双、男单三冠，日本队来交流，他把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打得没脾气，2比0赢了那场球，全场都站起来喊他名字。 那时候日本欧洲俱乐部捧着高薪合同来找，说去了就有好日子，他却把合同压在抽屉最底层——难道他不知道海外的日子更轻松吗？ 爸爸总说“根在内地”，加上乒协那些暗箱操作的名额交易，他看着就恶心，“宁肯穷，不能丢了良心”。 那年秋天他受邀去广州交流，站在体育学院的操场上，看队员们喊着号子跑步，训练馆的灯光亮到深夜，心里突然敞亮了。 11月过罗湖桥，背着帆布包，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一沓训练笔记，过界碑时他摸了摸胸口，像揣着团火。 进了国家队，他当着教练的面说“三年，我要拿世界冠军”，有人撇嘴，他就每天加练两小时，拉球一千次，汗水在地板上积成小水洼。 1959年多特蒙德世乒赛，男单决赛对手是匈牙利老将西多，九次世界冠军的传奇，他握着球拍的手却稳得很，快攻变线，暴冲弧圈，每一分都像往桌上砸钉子，3比1赢的时候，他把金牌咬在嘴里，尝到金属的凉和眼泪的咸——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周总理去机场接他，全国报纸头版都是他举着奖杯的照片，乒乓球从那天起成了“国球”。 1961年北京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2比3落后，他上场前吼了句“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声音震得场馆嗡嗡响，最后一分落地，他抱着队友滚在地上，斯韦思林杯第一次刻上中国名字。 后来当教练，他带着女队练“快准狠变”，邱钟惠说他抠动作细到手指角度，“他总说，技术是根，心劲儿是魂”，1965年世乒赛，女团、女双、混双三块金牌，队员们把奖牌挂在他脖子上，沉甸甸的。 有人说他傻，放着海外高薪不要偏回内地吃苦，可他日记里写“香港的球台再亮，照不亮心里的光；内地的训练馆旧，可地上有踏实的脚印”。 那些年他给爸爸写信，总说“等拿了更多冠军，接您来北京看升旗”，信纸上还有训练时蹭到的球印。 那十年来得猝不及防，傅其芳、姜永宁走了，他看着空荡荡的训练馆，烟一根接一根抽。 有人往他桌上扔大字报，说他“里通外国”，他把那些纸撕得粉碎，红着眼吼“我容国团的球，从来只赢给中国”。 妻子黄秀珍后来回忆，出事前几天，他总摸着奖杯发呆，“他说名誉是羽毛，掉了就再也飞不起来了”。 1978年平反那天，体委万人大会上，念到他名字时掌声响了十分钟，有人举着“欢迎回家”的牌子，牌角都磨破了。 后来珠海给他立铜像，学校以他命名，孩子们打球时还会喊“容国团伯伯的球，要搏”。 那张写着“我爱我的名誉胜过生命”的纸条，现在躺在博物馆里，玻璃柜外的光，像他当年训练馆的灯，一直亮着。 老槐树下的风还在吹，可“人生能有几回搏”那句话，早比风传得更远了。 他用31年活成了一束光，照过1959年的奖杯，也照过后来每个在球台前挥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