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要被调走了，得知这个消息，50岁的赵一荻说了3个字：我恨他。刘乙光比张学良大几岁，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戴笠、张灵甫是同学，按这个资历，不会籍籍无名，但刘乙光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负责看守张学良。 说起来，刘乙光这人，命运跟他开的玩笑可真不小。他可是黄埔四期毕业的，跟后来大名鼎鼎的张灵甫是同学。在那个年代，这块金字招牌足够让一个年轻人平步青云。他后来进了军统，成了戴笠手下的人。戴笠评价他，话不多，但办事稳，是块能抗事的料。按这条路走下去，他就算成不了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至少也是个有头有脸的角色。 可一纸调令，把他的人生彻底拐进了另一条窄巷。他的任务只有一个：看守张学良。 这活儿，从1937年开始，一干，就是25年。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的人生从云端跌落。蒋介石对他的感情很复杂，又恼又惜，杀不能杀，放不愿放，最后只能“管束”起来。这个“管束”的任务，就落到了刘乙光头上。 最初的日子，是在大陆的山水间度过的。从南京、到重庆、再到贵州的深山，环境一直在变，不变的是刘乙光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他就像一口精准的钟，不多走一秒，也不少走一秒，把张学良的生活卡得死死的。 张学良想给远在美国的妻子于凤至写封信，信写好了，刘乙光会先拿去看。里面但凡有一点“不合时宜”的内容，这封信就寄不出去。张学良想出门散散心，走到院门口，刘乙光就会不远不近地站在那儿，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但那眼神就是一道无形的墙。 这种监控，最磨人心的不是锁链，而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在场”。 你吃饭，他在；你看书，他在；你跟赵一荻低声说几句体己话，一抬头，还能看见他的影子在窗外晃动。他不是一个凶神恶煞的看守，他更像空气里的一粒灰尘，你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却永远无法将它彻底清除。 对张学良来说，刘乙光是他失去自由的具象化符号。但对赵一荻来说，这个男人夺走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所渴望的全部正常生活。 赵一荻是什么人？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名门闺秀，为了爱情，甘愿舍弃一切，陪着张学良走进了这座无形的牢笼。她想要的，不过是一点夫妻间的私密和安宁。可刘乙光的存在，让这一切都成了奢望。 有一次，赵一荻养的鸡下了蛋，她高兴地拿给张学良看，两人正说着晚上要怎么吃，刘乙光就在旁边冷不丁地记上一笔。赵一荻后来说，那一刻，她觉得手里的鸡蛋都凉了。生活里所有的温情和乐趣，一旦被置于他人的审视之下，都会变味。 张学良毕竟是军人，性子烈，偶尔会跟刘乙光起冲突，摔个杯子，骂两句娘。刘乙光从来不还口，只是默默地把这一切都记进他的工作日记里，然后上报。他的逻辑很简单：“这是我的职责。” 是的，职责。为了这句“职责”，他把自己也活成了一座孤岛。25年里，他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家庭，几乎没有朋友。他的世界里只有张学良，他熟悉张学良的一切，甚至比张学良自己还清楚他的作息和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个囚徒，被这个任务囚禁了半生。 张学良晚年也曾感慨：“他也是个可怜人，其实他比我还不自由。” 可赵一荻不懂，或者说，她不愿意去懂这份“职责”背后的逻辑。她只知道，这个男人，让她和丈夫的日子过得像在玻璃柜里，透明，且压抑。她所有的委屈、不甘和愤怒，都聚焦在了刘乙光这个具体的人身上。 所以，当1962年，刘乙光终于要被调走时，张学良选择了沉默，而赵一荻说出了那句“我恨他”。这恨意里，包含了一个女人25年被压抑的青春，和无数个日夜里无法言说的窒息感。 刘乙光走了之后，被安排了一个闲职，彻底淡出了权力中心。他后来的人生，过得异常平静，甚至有些落寞。没人再提起他看守张学良的往事，他自己也从不跟人说。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摆摆手拒绝了，说：“没什么好写的，都过去了。” 他这一生，究竟是忠于职守的典范，还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可怜人？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