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是毛泽东从地方发现，并提拔到中央工作的干部。通过重用纪登奎，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的用人特点，一是坚持五湖四海，二是重用老实人，三是注重办事能力，四是亲自发现干部并大胆使用。此种风气下，干部不跑不送，一心扑在工作上并努力做出成绩。

1969年4月，纪登奎四十六岁。

中共九大结束后，他当选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又把他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前他的主要履历几乎都在地方，从抗战时期的青年、民运工作，到鲁山、许昌、洛阳，再到河南省委。
他没有长期主持中央机关的经历，也没有正规大兵团主官的资历。这样一个干部进入政治局序列，靠的不是一张漂亮履历。

往前推十八年，许昌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扎眼的节点。

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共河南许昌地委的宣传工作》，同日发表社论，要求学习许昌地区的经验。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发出学习许昌地委宣传工作经验的通报。纪登奎当时任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地方工作第一次以全国可学习的形式摆到中央面前。

两年后，1953年2月16日，毛主席乘专列经过许昌，纪登奎上车汇报。毛主席问过他的文化程度，也听他谈当地工作。谈话结束，纪登奎没有随车进北京，也没有马上进入中央机关。他仍旧留在河南，此后做过洛阳矿山机器厂的领导工作，又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

一次直接接触以后，他又在地方干了十多年。

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找河南省委负责人以及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个地区的地委第一书记座谈。纪登奎以洛阳地委第一书记身份参加，摆到桌面上的已经是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和基层运行。

六年前谈许昌工作，六年后又被叫来谈农村中的实际问题。

1961年，中央重新强调调查研究。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到灵宝县的一份报告，明确说这是纪登奎下去搞的。1962年7月，他审阅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又在名单上加写“纪登奎，河南洛阳地委书记”。许昌的宣传工作、郑州会议上的基层情况、灵宝的实地调查，纪登奎几次进入最高层视野时，手里拿着的始终是地方问题。

毛主席讲干部要“五湖四海”，反对山头和宗派，也反复要求干部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纪登奎是山西武乡人，十五岁参加革命，后来长期在冀鲁豫和河南工作；文化程度不高，军事经历也不是他的长项。籍贯、学历、是否带过大兵团，没有成为挡住他的硬门槛。

毛主席所说的老实，也不是沉默听话。1961年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他把调查研究同摸清情况连在一起。纪登奎的灵宝调查恰在这个时候被点到。他没有高学历可以倚仗，也没有长期军功可供展示，能送到上面的，是调查后的县情和已经做出的地方工作。

山西出身、长期在河南任职，又使地域出身没有成为干部使用的边界。

这条上升道路随后遇到剧烈转折。1966年以后，河南政局受到严重冲击，纪登奎本人也被批斗、关押。1968年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重新进入省级领导班子，任副主任。

原有党政机构已经遭到破坏，革命委员会实行新的人员组合，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重新进入权力结构。纪登奎此前积累的地方资历以及毛主席对他的长期了解，在这个时候获得了新的分量。

一年后，他跨进中央。1971年又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党务、政府、军队几个系统先后向他打开，跨度已经远远超过原来的专业经历。毛主席敢把长期观察过的地方干部放到更高岗位，九大、中央全会和中央组织安排又把这种使用转成正式职务。

纪登奎的上升节点，始终伴着具体工作。许昌做出成绩，全国报纸刊登；郑州开会，需要听地方情况，他被叫上专列；农村情况不清，他下去调查；中央开会，毛主席把他的名字补进名单。个人赏识没有替代这些工作，组织程序也没有被个人赏识取消。一个地方干部能够不断往上走，先得让工作本身经得住反复查看。

这条路也不能推成整个干部队伍只有一种晋升方式。一个纪登奎，证明不了所有干部都没有请托、关系和派性。能够落在他本人身上的，是另一件事：他从县、地一级进入中央，并没有靠显赫家世、军事资历或高学历开路，真正反复出现在关键节点上的，是办事、调查、汇报和长期观察。
职位越来越高，责任也跟着变重。

1984年，纪登奎在整党中的对照检查里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过严重错误，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派性，伤害过干部群众，并承担相应责任。早年被认为能办事，并没有替后来的一切行为盖上一张免检证明；大胆使用干部，也把更大的政治后果压到了干部本人肩上。

1980年，纪登奎离开党和国家领导岗位。1983年，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

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点到的，是他从河南基层带回来的调查；离开领导岗位以后，他重新面对的仍是农村问题。桌面上的职务换了，留下来的还是调查、会议，以及一项一项做过的具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