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人们习惯把大兴安岭和山海关当作划分游牧、渔猎与农耕的界线，但这种粗线条其实经不起推敲。大兴安岭并非不可逾越的屏障，鲜卑、契丹、室韦等游牧势力多次翻越山岭东进，其影响力一直延伸到松嫩平原，所以把游牧世界的东缘划在四平、长春一线，更符合历史实情。山海关作为军事关隘，在明清以前的政 治象征意义远大于文化分界作用，真正人为隔离农耕与渔猎、满汉分野的，是清代修筑的柳条边。契丹的起源地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本就是森林草原交错带，契丹人牧猎兼营，算得上是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区域。至于满清其核心起家之处是辽东边墙附近的建州卫，依托农耕、边境贸易和军屯累积实力，与更北边真正的“白山黑水渔猎”部族有着明显区别。历史上不存在一刀切的分割线，游牧、渔猎、农耕三类经济形态始终在此消彼长中交错重叠，所有边界都是动态而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