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记者吴晨

在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货币金融政策如何进一步疏通传导机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包括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设立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扩大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等八项政策措施。央行副行长邹澜表示，此举旨在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有效支持经济结构转型优化，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此次政策组合拳不仅延续了适度宽松的总基调，更在结构性工具设计与协同配合上凸显精准导向，特别是通过单设民营企业再贷款、拓展绿色与科技支持领域等安排，直指当前经济复苏中的关键环节与薄弱领域。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总量政策协同发力

央行此次货币政策调整中，结构性工具利率全面下调0.25个百分点，与公开市场操作、国债买卖等总量性政策工具形成呼应。邹澜在发布会上强调，政策实施过程中将注重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协同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能”。在流动性整体充裕的背景下，如何确保资金精准注入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而非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或流向非政策鼓励领域，成为考验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何晓贝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核心作用在于降低融资成本。对于高碳行业转型、碳减排支持工具所面向的产业，以及科技类企业而言，其前期资本投资规模巨大，因此，即使是融资成本的小幅下降，即利率降低0.25个百分点，也能为这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提供相当重要的支持。总体来看，这类政策是从供给侧入手，推动相关产业和企业的发展。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发力和扩容是央行本次货币政策‘大礼包’的突出亮点。”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对中国工业报表示，一方面是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有助于信贷资源向民营企业与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定向倾斜，并且有助于降低银行机构的负债成本。另一方面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持续优化、创新与扩容，如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合并使用，单设1万亿支持民营企业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增加4000亿，合并科技创新债和民营企业债风险分担工具，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相关领域的信贷投放能力，放大货币政策的撬动效应。无论是降低银行负债成本，还是放大货币政策撬动效应，实际上都有助于重点领域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回升，而融资需求回升是避免资金空转的最重要前提。

张林指出，总量性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货币政策分别起到“稳大盘”与“调结构”的作用。在总量性政策工具呵护资金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础上，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差异化定价，既释放稳增长的信号，又明确强调支持重点领域的政策意图，避免资金空转或流向限制性领域。当前通胀水平偏低，货币政策需要支撑物价水平合理回升，这需要总量性货币政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做好配合，既避免传统领域过剩供给继续增加，又力促新产品、新业态与新消费的价格水平率先改善。

专设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通道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虚拟电厂、零碳园区等新兴业态作为绿色转型的重要载体，其规模化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然而，这些领域普遍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投资特点，广大参与其中的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融资支持政策覆盖相对薄弱的“中型企业”，常常面临融资困境。

“当前，民营大型企业融资能力相对较强，民营小微企业相关融资支持政策也比较多，相对来讲，民营中型企业的融资可得性要弱一些。”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在发布会上坦言。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痛点，央行此次在支农支小再贷款项下单独设立额度1万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并明确将重点支持中小民营企业。这一举措不仅是对现有支小再贷款体系的深化与升级，也旨在填补政策覆盖中的“中间地带”，精准回应中型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中国企业联合会资委会委员、高级经济师董鹏告诉中国工业报，此举本质上是从“总量支持”转向“结构优化”的关键一步，核心在于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领域“所有制歧视”与“风险定价失灵”两大深层症结。这一设计直面当前经济复苏进程中，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集中于中小微企业的结构性矛盾，通过专项工具实现信贷资源的“精准滴灌”。

远东资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晨对中国工业报表示，中小民营企业由于规模有限、市场话语权较弱，在融资方面长期处于劣势，融资渠道相对较窄且融资成本明显高于大型企业。然而，中小民企在保障就业民生、推动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债务风险易发、资金容易被拖欠的薄弱环节。一旦中小民营企业经营承压甚至破产倒闭，可能还会引发一系列就业与社会问题。因此，加大对其金融支持具有明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次专项再贷款明确将中小民营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有助于缓解其融资难、融资贵困境，通过提供成本相对较低的再贷款额度，有效缓解其资金压力。

何晓贝认为，推出专项再贷款政策的本意无疑是好的，其对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纠正资金过度流向国有企业的市场结构性扭曲具有积极意义；体制性的因素决定了银行给国有企业放贷的风险比较低，因此需要通过“精准的”政策工具设计来缓解这一市场缺陷。

“从对银行的调研来看，其核心困难在于难以对绿色中小企业进行精确的‘风险定价’。”何晓贝指出，虽然已有《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作为指引，但实际操作中，银行多数仍属于传统的抵押放贷模式。对于缺乏充足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依然很难。银行自身经营压力也很大，在部分领域（如对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已压得很低，因此很难再对所有企业无限度降低风险溢价。事实上，部分企业因自身风险较高而需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风险溢价），这是金融市场维持可持续运行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现象。

那么，在政策具体执行过程中，如何确保资金真正流向有需求、有潜力的中小民营企业，并建立有效的监测和评估机制，防止资金被挪用或用于套利？

何晓贝认为，这在现实中可能无法被完全“确保”，因为资金天然是流动的。此外，银行作为社会信息汇聚的核心机构，掌握着最为全面和动态的企业信息与数据，其基于风险收益考量的自主信贷决策，已是现有条件下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外部监管者或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备比银行更精准识别“最优支持对象”的信息优势，因此政策也无法追求“绝对精准”。初创的、有潜力的民营小微企业可能缺乏足够抵押品，那就需要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产业基金进行支持。

董鹏建议，可以构建“企业画像+场景风控+资金闭环”的三层监测机制：依托税务、供应链等大数据搭建企业信用画像，嵌入贷款用途跟踪系统，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效果审计，严防资金空转或套利。他认为，政策的长效性取决于能否形成“金融机构敢贷愿贷、企业合规用贷、政策动态调整”的良性循环，这就需要进一步打破银企信息壁垒，探索将贷款效果与银行宏观审慎评价挂钩，实现激励相容。

王晨分析认为，应延续“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即金融机构先向符合条件的中小民营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再向央行申请对应额度的再贷款。同时，需明确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发放标准，并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资金流向进行全流程穿透式监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精准直达。此外，还应加强对资金使用效果的评价与结果运用，将评价结果与金融机构享受的政策优惠相挂钩，并对违规使用资金的行为加大问责力度。

张林则进一步建议，首先，应推动资格标准与认定机制的精细化，并实现支持标准的动态优化，例如在数量庞大的企业中科学筛选出真正需要重点支持的中小民营企业。其次，应避免“一刀切”的额度管理，实施差异化的分配原则，根据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细化分类并提供适配的金融支持模式。最后，针对银行“不敢贷”的前沿科技领域与风险较高的中小民营企业，有必要设计更为精细化的信用风险分担机制，通过有效的风险缓释工具，提升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与支持力度。

关于资金具体应重点支持哪些行业，何晓贝强调，政策不应在行业层面进行限制或设定统一偏好。她指出，当前需警惕大量银行信贷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热点领域导致行业内卷的现象。理想的做法是充分发挥不同银行的差异化定位和专业化能力，让它们基于各自深耕的领域和客群特点进行独立判断与信贷投放，从而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服务体系，避免信贷资源在少数赛道上过度拥挤。此次再贷款政策仅框定“民营企业”而未限定具体行业，她认为这一设计是合理且必要的。

经济结构优化与新发展动能的培育

2026年既是巩固经济回升势头的关键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落地开局之年。央行此次政策包中，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提升至1.2万亿元、碳减排支持工具拓展至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领域、服务消费再贷款纳入健康产业等一系列安排，均指向经济结构优化与新发展动能的培育。

与此同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于2026年正式实施，意味着我国高碳产品出口面临直接的碳成本压力。如何让政策组合更有效地激励企业、特别是受CBAM影响的行业，将外部合规压力转化为内生绿色转型动力，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构筑新优势，成为关键议题。

在董鹏看来，绿色金融政策的优化必须跳出“单点补贴”思维，转向“系统赋能”，以应对CBAM带来的全球碳成本重构挑战。一方面，评估机制需从“设备投资导向”升级为“全链路碳效评估”，引入碳足迹追踪技术，构建与减排绩效动态挂钩的贷款定价模型，引导资金精准投向虚拟电厂、零碳园区等具有系统级降碳效应的项目。另一方面，政策应着力搭建“技术—资本—场景”三角闭环：通过绿色再贷款与地方政府产业基金联动，有效撬动社会资本；设立跨部门技术认证平台，降低新技术落地应用风险；同时，推动“绿色金融+碳市场”协同发展，将碳排放权收益纳入项目现金流设计，切实降低企业转型成本。唯有将金融工具深度嵌入产业生态链，才能真正激发企业从“被动改造”转向“主动创新”的内生动力。

王晨表示，短期来看，各类政策工具的协同配合有助于确保资金精准流向重点领域，有效激活实体需求。比如，财政层面通过对企业购置或更新设备提供贴息，央行则配套给予再贷款支持，双管齐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较短时间内推动企业实施产能优化与设备更新，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同时，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机制，能够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增信支持，有利于解决其融资受限等问题，加速信贷投放落地，促进重点领域信贷需求回暖。

“在此过程中，政策层面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的支持力度，能够进一步引导市场资金和社会资源向这些领域集聚，逐步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并使其成长为中长期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引擎。”王晨说。

王晨认为，这套政策组合机制的核心优势，在于突破以往各类政策“各自为政”的局限，通过财政、央行、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等多方责任联动与风险共担，提升资金投放的精准性与风险防控的有效性。一方面，财政贴息与央行低成本再贷款相结合，不仅能推动重点领域融资成本下降，也能缓解各方尤其是银行的净息差压力。另一方面，该机制实现风险在参与主体间的合理分散，既有助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也能增强金融机构支持重点领域的意愿与可持续性。

然而，何晓贝也指出，货币政策的作用本质上有其边界。尽管现有政策工具的范围有所拓宽、额度也进行提升，但其作用机制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对于绿色转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已发挥显著作用，但在整体利率已处低位的环境下，其进一步压降融资成本的边际效果有限，并非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唯一或终极路径。

“推动转型的核心，下一步应从供给端的金融支持，转向需求端的拉动与市场机制的完善。”何晓贝强调，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是需加快全国碳市场建设，目前碳市场进展缓慢，碳价偏低且以免费配额为主，未能有效体现高碳排放的成本。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可降低“绿色溢价”（低碳生产成本），但必须同步通过碳市场提高高碳行业生产的环境成本，才能避免产能过剩，促使高碳产能逐步退出。二是强化绿色采购等财政政策，通过政府采购等需求侧措施，直接创造对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的稳定市场需求，引导企业转型。

“未来需依靠‘碳市场提成本、绿色采购创需求’的组合拳，从根本上激励企业绿色转型。”何晓贝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