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他就是钱穆，江苏无锡人，打20岁站上小学讲台起，这辈子就没离开过“中国历史”这四个字。 青年时在无锡中学教书，课间总被学生围着问“古人为什么要修长城”“唐宋的百姓怎么过日子”，他从不拿课本照念，而是带着学生在当地的古桥、旧宅里找历史痕迹，说“历史不是纸面上的字，是活在土里的魂”。 40岁那年，他辗转到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物资匮乏，他在云南蒙自的破庙里，就着一盏油灯写《国史大纲》，手稿改了七遍，扉页上那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后来成了无数史学人治学的初心。 1950年，钱穆从香港辗转到台湾，彼时他的《中国通史》已在学界传开，蒋介石听闻后，特意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拨给他居住、治学。这一住就是四十年，素书楼的庭院里种着他亲手栽的桂树，每到秋天满院飘香； 书房的书架从地面堆到天花板，每本书的天头地脚都写满批注，有的是补充史料，有的是随手记下的感悟，连《论语》的空白处都贴着他剪的报纸片段——那是他看到的两岸民生新闻，想日后若有机会，能补进自己的研究里。 谁也没料到，1990年春，台湾“教育部”突然发了封函，说素书楼是“公有财产”，要求他一个月内搬离。当时钱穆已95岁，眼睛半盲，耳朵也背，日常靠学生读报、念史料给他听。 接到通知那天，他没发火，也没抱怨，只是让学生扶着自己走到书架前，枯瘦的指尖慢慢划过《国史大纲》的封面，声音发颤：“我在这里写了一辈子中国史，怎么就成了占公家的地方？”学生们要帮他申诉，他却摆了摆手，说“治学的人，不跟人争房子”，语气里满是无奈。 最终他还是搬了，搬到台北市区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出租屋。墙皮斑驳脱落，夏天漏雨，冬天漏风，以前在素书楼能摆下四张书桌的空间，现在连他的砚台都只能放在窗台上。 他再也没力气像从前那样清晨打太极，每天就坐在窗边的藤椅上，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发呆，偶尔会突然问学生：“无锡的梅花开了吗？” 他离开故乡时，家门口的老梅树每年腊月都开满白花，母亲总说“梅花落了，你就该回家了”，这个念想，他揣了四十多年。 他很少在人前提乡愁，却在晚年的日记里写“夜梦江南，晨起泪湿枕巾”。大陆的亲人曾想托人带些故乡的泥土给他，让他闻闻熟悉的味道，可当时两岸往来不便，东西辗转几次，最后还是没送到他手上。 他最常跟学生说的，是年轻时在无锡古运河边看书的日子，“河水清得能看见鱼，岸边的茶馆飘着茶香，偶尔有船划过，船夫唱的调子跟史书里写的吴歌一样”，说这些话时，他浑浊的眼睛里会泛起光，像看到了远方的故乡。 搬去出租屋的第二个月，钱穆的身体就垮了。先是感冒引发肺炎，吃了药也不见好，后来连说话都没了力气。 弥留之际，他拉着学生的手，声音轻得像气音，反复念叨“把书收好，把中国史传下去”，从头到尾没提一句被赶出素书楼的委屈，也没说一句对谁的不满，只在最后问了句“能把我葬在能看见大陆的地方吗”。 1990年8月30日，他在睡梦中去世，床头还放着一本翻开的《论语》，书页间夹着一张泛黄的无锡老地图，地图上他老家的位置，被红笔圈了又圈。 人们总说钱穆是“史学大家”，却常忽略他骨子里的“中国人”底色。他治史不是为了钻考据的牛角尖，而是想让后人明白，中国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年代和事件，而是一代代人对家国的牵挂、对文化的坚守。 95岁被赶出住所的窘迫，至死没能回故乡的遗憾，都没能磨灭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他的故事，从来不是一个学者的个人遭遇，而是那个时代两岸分隔的缩影——再深的学识，再高的声望，也抵不过对故土的牵挂，抵不过“想回家”的念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