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大特务徐远举半夜鼻孔流血，送医不治！上级彻查死因，18年后他女儿徐继红突然跑来“兴师问罪”，真相藏着啥？ 1991 年深秋北京，中年女子徐继红攥着父亲徐远举的旧照片，堵住前功德林管理干部文强：“我爸 1973 年真的是病死？没人害他？” 这场迟来 18 年的 “兴师问罪”，让尘封的特务头子猝死案重回公众视野，而真相远比 “问罪” 本身更耐人寻味。 她指着档案里 “1973 年 1 月 20 日情绪异常” 的批注追问：“这会不会是被害的证据？” 文强看着复印件，沉默许久。 这份档案，藏着徐远举从特务头子到战犯的人生轨迹，也藏着 18 年后 “问罪” 的真相。 档案第一页，贴着徐远举 1950 年入功德林时的登记照，头发凌乱，眼神里满是警惕。 登记信息写着：“徐远举，湖北大冶人，黄埔七期，前军统西南特区区长。” 寥寥数语，藏着血腥过往。 17 岁那年，他在大冶与人斗殴致人死亡，连夜逃到武汉，靠打零工糊口，后改名考入黄埔军校。 本想靠军校谋份正经差事，却在 1932 年被复兴社（军统前身）招募，从此踏上特务之路。 档案里的早期履历，被管理员用红笔圈出 “破坏《挺进报》”“参与 11・27 大屠杀”，标注 “罪大恶极”。 档案中间几页，是徐远举 1956 年写的检讨，字迹歪歪扭扭，还沾着墨渍，可见写得极用力。 他在检讨里写：“1949 年签杨虎城处决令时，我闭着眼画了圈，如今想起，夜夜难眠。” 字里行间满是悔意。 刚入功德林时，他根本不写检讨，管理员找他谈话，他还犟嘴：“我是军人，不是罪犯！” 直到 1952 年，看到同监的战犯都在反思，他才开始动笔，第一次写检讨，只写了 “我错了” 三个字，就再也写不下去。 档案里贴着这张 “三字检讨”，旁边有管理员的批注：“态度敷衍，需加强教育。” 档案第 28 页，夹着张 1965 年的 “劳动考核表”，徐远举的种菜、缝纫成绩都是 “合格”。 那时的他，早已没了早年的嚣张，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园浇水，缝纫时还会主动帮别人补衣服。 有次缝衣服时，针戳破了手指，他没喊疼，只是用嘴吮了吮血，继续缝，这一幕被管理员记在考核表备注里。 他还在档案里夹了片干枯的菜叶，旁边写着 “1968 年种的白菜，第一次丰收”，字里带着难得的笑意。 只是这份平静，在 1971 年听说 “下批特赦可能启动” 后，被打破了，他开始频繁写申请，却都石沉大海。 档案最后几页，是 1973 年的 “突发情况记录”，字迹潦草，能看出记录时的匆忙。 1 月 20 日的记录写着：“缝纫组返工争执后，徐远举情绪激动，夜间自浇冷水，凌晨突发脑溢血。” 后面附着复兴医院的诊断书，盖着鲜红的公章，写着 “急性脑溢血，抢救无效死亡”。 还有张马八妹领取骨灰时的签字单，日期是 1973 年 1 月 25 日，签字时的手抖痕迹清晰可见。 徐继红指着诊断书问文强：“会不会有假？” 文强拿出当年的尸检报告副本，说 “所有流程都合规”。 真相揭开后，徐继红拿着档案和 “病逝证明”，很快离开了北京。 档案里的那张 “三字检讨”“劳动考核表”，成了她向台当局申请抚恤金的凭证。 拿到抚恤金后，她再也没回过湖北，也没去给徐远举上坟，马八妹后来在电话里说 “她只问了钱到没到账”。 如今，徐远举的墓碑还在湖北汉阳县新农镇，周围长满了杂草，很少有人知道墓主人是谁。 那份改造档案，被存放在档案馆的特殊卷宗里，偶尔有研究人员查阅，翻开时，还能看到那张干枯的白菜叶，静静躺在纸页间。 参考信源： 大特务徐远举的后半生——人民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