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最后一位红色特工，逃过大追捕后，继续潜伏在台湾38年之久，他就是台中工委副书记谢汉光。 1950年的台湾，蔡孝乾的叛变像一把锋利的刀，划破了地下党组织的伪装，也划破了无数家庭的安宁。 这位曾参加过长征、身居台湾工委书记高位的领导人，被捕后没经住太多考验，先是要求特务天天送饺子，后来更是点名要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的牛排，第二次被捕后干脆以让16岁妻妹入狱同住为条件，交出了完整的地下组织名单。 这份名单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遇害，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这些核心骨干，1800多名相关人员被牵连清查，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线崩溃，原本隐秘的革命网络一夜之间暴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就在这血雨腥风的时刻，台中工委副书记谢汉光正在处理机密文件，消息传来时他手里的钢笔都失了控，墨水在密写纸上晕开的黑团，像极了当时地下组织的绝境。 他没有时间悲伤或犹豫，甚至没敢回家收拾一件衣物，更来不及和相熟的同志道别，连夜就朝着台东深山的方向奔去。 他选台东不是盲目逃窜，那里是台湾五大山脉之一的台东山脉所在地，北起花莲南至台东，纵长150公里，最高峰新港山海拔1682米，山高林密且多断崖峭壁，太平洋沿岸的陡峭地形让国民党搜山队难以展开大规模搜捕。 更关键的是，山里有布农族等原住民聚居，人烟稀少且地形复杂，是天然的藏身之处，而他怀里揣着的工委联络暗号本，记录着未暴露的联络方式，这东西一旦落入敌手，又会是一场腥风血雨，比他的性命珍贵百倍。 台东深山的日子远非“艰苦”二字能概括，那里年均温23℃，但冬夜的岩洞却寒气刺骨，年雨量2348毫米集中在夏秋，雨季里岩洞潮湿得能拧出水，干季又要面临缺水的困境。 谢汉光跟着原住民学种山芋、采野菜，偶尔能挖到些根茎充饥，晚上就蜷缩在岩洞里，用松明子照明，把暗号本小心翼翼缝在破棉袄的夹层里，贴身存放。 他不敢生火取暖，怕烟雾引来搜山队，有一次搜山队就在离他藏身山洞几十米的地方巡查，脚步声、说话声清晰可闻，他屏住呼吸贴在石壁上，心跳快得像要蹦出来，连松明子的火苗都不敢吹动，生怕一点光亮暴露踪迹。 这样的生死考验不是一次两次，敌人的搜捕持续了多年，而他就像台东深山里的一棵野草，在绝境中顽强地活着。 他拒绝了村人劝婚的好意，独自承受着孤独，头发从乌黑熬到斑白，再到全白，唯一没变的是每天晚上在心里默念的入党誓词，那几句誓言就像沙漠里的甘泉，支撑着他走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黑夜。 38年的时间足以让沧海变桑田，山下的台湾经历了无数变迁，而谢汉光的世界里只有深山、山芋、岩洞和那份沉甸甸的信仰。 1988年春天，他下山到小镇换生活物资时，偶然听到广播里说两岸可以通邮了，这个消息让他腿都软了，38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盼头。 他用这些年攒下的山货换来的钱，托人办了张名为“谢老倌”的假身份证，身份证被他摸得边角发毛，揣在怀里像揣着一生的希望。 他坐了两天两夜的车从台东赶到高雄，再转船前往大陆，过海关时手心里全是汗，不是怕被查出假身份，而是激动得难以自持，他怕自己踏上大陆土地的那一刻，会忍不住哭出声来，这一天他等了太久，久到几乎以为要在深山里终老。 中组部的同志接待他时，这个70岁的老人从棉袄夹层里掏出那个发黄发脆的暗号本，声音颤抖却坚定地说“我是谢汉光，台中工委副书记，我回来复命了”。 审查过程严谨而细致，当年和他一起在台湾开展工作的张伯哲、梁铮卿等同志早已牺牲，幸运的是他找到了幸存的战友陈仲豪，时任汕头大学图书馆主任的陈仲豪连同在天津台办工作的徐懋德一起，为他提供了关键证明。 1994年，丰顺县委组织部向他送达了文件，党籍恢复，离休手续补办完毕，月离休费426元，虽然数额不高，却是对他38年坚守的最高认可。 这个在深山里扛过无数风雨、面对生死从未退缩的老人，此刻却像个孩子一样哭了，他说自己这辈子没做什么大事，只是守住了对组织的承诺，守住了那份忠心。 后来有人问他，38年孤独一人，有没有后悔过，他摇着头说，后悔的是没能多为组织做些事，不后悔躲进深山。 同样是面对敌人的追捕，蔡孝乾选择了背叛，用同志的鲜血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最后虽然活到1982年，却落得个叛徒的千古骂名；而谢汉光选择了坚守，用38年的孤独与清贫，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 这份坚守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冬夜里岩洞中的寒，是手里难以下咽的山芋，是缝在棉袄里的暗号本，是无论顺境逆境都刻在骨子里的“我是共产党员”。 谢汉光的故事告诉我们，信仰的力量可以跨越时间的阻隔，抵御孤独的侵蚀，在最黑暗的绝境中照亮前行的路，这样的坚守值得被永远铭记，因为它印证了何为真正的初心与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