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穷人，与世界穷人，都要感谢毛主席，中国现在的太平盛世也要感谢毛主席所立的威！ 韶山那地方，不大，就是几个山头绕着几口水塘，一年四季湿漉漉的。 早晨鸡还没叫，人就起了，田边路上踩出一道道水痕。毛泽东小时候，就长在这样一块地方。 他家不算穷，可也富不到哪儿去，家里种田，也做些小买卖，日子要精打细算。 他母亲常管不住手，老是从米缸里抓米给隔壁的穷人送去，送完回家还得挨父亲一通骂。可她就是改不了这毛病。 他小时候干活不比别人少六七岁就喂猪、放牛、拾粪，十多岁那几年，天天下田，犁耙样样来。 他跟家里请来的长工干活，有时还抢着干。 不是争气，是习惯了。他看惯了山里人一辈子窝在土地上，靠天吃饭，靠力气换口饭吃，哪天人一倒，整个家就跟着垮。 他对穷人的苦，不是听来的，是看多了、碰多了。 十四岁那年，邻居李南华家租了他家两亩田，一年到头收成不好，粮不够吃。 他爹让他去收租，他进了李家，没张口，转身回了家，回头又从家里仓里抓了一把谷，假装是李家交上来的。 他爸问谷子怎么这么多，他没回，只说：“交了。” 那会儿人讲面子，不问太细，事就这么过去了。 还有一次，他家买了头猪，跟人讲好价，收了定金。没几天猪价涨了，卖猪的人又想悔约。 那农民说得也实在：“你家不差这几个钱，我家差。”他就回家跟爹说不买了，把猪退回去了。那时候没人教他“同情弱者”，也没人喊“人民立场”，就是看不下去，觉得不合适。 他小时候见过不少事，最扎心的，是长沙那次饥荒。 人饿得上街求粮，衙门不开口，倒是开了枪。人死在街头，头挂在城门。那年他十七，事发生后，好几天不说话。 那之后，他开始琢磨：人要活，得靠自己。 后来读书，也不是奔着当官去的。 他读《新青年》《民报》，也写文章，但写得不空，写的都是人，苦人，老实人，倒霉人。 他嘴上不说什么主义，可做的事，早就有了方向。 1927年他做农民调查，带着几本小册子，跑村串巷。农民说话他听，地主说话他也听，最后写了一大本。他不讲道理，只说你看，地是谁的，粮是谁种的，税谁交的？你不让人翻身，人家迟早反你。 那年他写报告，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时候很多人不爱听，说他话冲。但村里人听得明白。他说话不转弯，也不绕。他知道，老百姓不怕穷，就怕没盼头。 后来到了瑞金，开苏区大会。别人讲国家、讲世界，他讲盐、讲米、讲衣服、讲路。他讲得细，有人觉得没劲。可他就是要讲这些。他说你不讲这些，革命谁跟你干？人是要吃饭的，不是听报告的。 抗战时期，他在延安，山里冷得厉害。那时候物资紧，公粮重，老百姓日子难。有一天，边区征粮的事让人骂上了天。有人说：毛泽东咋还不被雷劈。这个话传到他耳朵里，警卫紧张得要命。他却说：“不查，得听。”第二天就开会，减租、减负、精兵简政。他说：“说空话没用，得让人真过得去。” 他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听人说话。谁都行：农民、杂役、炊事员、修桥的、打铁的。他坐下来，一边听一边问。他常说：“我是学生。”人家笑他装，他就笑回去，说：“不听人话，怎么懂人事？” 1945年夏天，黄炎培来延安，问他：“中国怎么才能不走老路？朝代更替，亡来兴去。”他听完没急着答。想了一会儿，说：“我们找了条新路——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这话，他是掂量着说的。他知道政府怕的是民心散，不是敌人凶。 建国之后，他没变。还爱写信，爱问事。给家乡亲戚的信，一封封，问得细：“田种得怎样？学校开了吗？路修了没？”这不是作秀。真有人给他回信，说这说那，他也回。他说，老百姓的话才是真。 有一年春节，他去延安乡政府拜年，落座之后不说别的，只说：“今天我给你们拜年，你们给我提意见。”一开始没人敢说，他便笑，说：“不说，我们可没法改。”于是有人开口，说盐贵、衣难、娃读书难。他听完，点头，说：“记下来，看看能不能办。” 他和农民杨步浩的交情，几十年。杨帮中央种地，他知道后特地接见，两人一见面，聊得投机。后来杨生日，他托人送东西。毛泽东不讲这些场面事，但人情他记得住。谁帮过他，他都不忘。 他对毛岸英要求也严。孩子从苏联回来，他让他下乡，干农活。干到手上出血泡，他说：“你还没毕业。”不讲道理，只讲“去干”。 他常讲安泰，说：“共产党人像安泰，贴着地才有劲，离了地，就完。”这话说得不文气，但是真。他不靠理论过活，他靠人。他说：“穷人就是力量。” 老了，他还是一样。有人劝他多休息，他说：“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这不是演讲，是他真心话。他知道，穷人一哭，不是哭自己，是哭这日子没指望了。 他这一辈子，说到底就认一件事：谁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谁就能站住脚。 别的都是虚的。制度也好，路线也罢，说得好听，做不到，百姓一走，全塌。 他的办公室，桌上常放着一张纸，写着“为人民服务”。字写得不漂亮，也不规整，但能看出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