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现在种姓制也在崩溃。 种姓制的基石，其实是工作，印度教详细规定了哪些工作是婆罗门的，哪些是贱民的。比如祭司相关必须婆罗门，沾血的工作，上层是绝对不会碰的，只能贱民弄。医生这个中产阶层竟然有很多低种姓。 种姓制度的核心根基从来都是职业划分。印度教典籍里详细规定了每个种姓的职业范围：婆罗门垄断祭司和知识传承，刹帝利掌管军政，吠舍从事商贸，首陀罗则只能做体力劳动，而贱民连触碰高种姓都被禁止，只能从事处理尸体、清洁粪便这类“玷污灵魂”的工作。19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仅占人口6.5%的婆罗门，在政府职位中占据的比例高达73%，这种职业垄断几乎封死了低种姓的上升通道。 当时的社会认知里，医生、律师这类体面职业只能由高种姓担任，低种姓连进入医学院的资格都没有。 1947年印度独立后，新政府在宪法中明确废除了种姓歧视，更推出了影响深远的预留政策。这项政策就像一把利刃，直接刺向了婆罗门的职业特权根基。 以公立医学院为例，实施预留政策后，婆罗门学生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60%急剧下降到90年代的不足10%。这意味着大量低种姓学生获得了进入医学领域的机会，曾经被垄断的医生职业开始向所有种姓开放。在印度理工学院等顶尖学府，非婆罗门种姓学生的比例也在逐年稳步攀升，越来越多的低种姓青年通过教育敲开了专业领域的大门。 但职业壁垒的打破并不意味着歧视的消失。安得拉邦的达利特医生苏达卡尔的遭遇就是明证。这位勇敢的医生因为抱怨医院缺乏防疫物资，被警方用铁链捆住拖在地上殴打，还被指控传播虚假信息而停职。 事件曝光后，许多政客批评这是对低种姓专业人士的侮辱，却没能改变低种姓在职场中仍面临隐性壁垒的现实。这种矛盾恰恰说明，种姓制度的崩溃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职业突破与社会偏见的碰撞正在每天上演。 经济结构的转型给传统种姓秩序带来了更猛烈的冲击。随着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推进，IT产业和全球化企业蓬勃发展，这些新兴领域更看重个人能力而非种姓背景。在被称为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34%的IT精英仍然出身于婆罗门家庭，这一比例远超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显示高种姓凭借教育积累仍保持优势。 但越来越多的低种姓程序员正在涌入这个领域，谷歌、微软等跨国公司的印度分部里，低种姓员工的数量持续增长，婆罗门在科技领域的霸权地位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 这种职业多元化的趋势在各个行业都在显现。Infosys等印度IT巨头的老板虽然仍是婆罗门，但公司员工中已经有了大量低种姓面孔。在金融、媒体等领域，传统的种姓壁垒也在逐渐瓦解。 印度主要英语媒体的主编中，超过40%仍出身婆罗门，但越来越多的低种姓记者开始在重要岗位崭露头角。职业成就正在取代种姓身份，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新标尺。 一项针对城市婆罗门青年的调查显示，85%的人认为职业成就比种姓身份更为重要，仅有23%的人能够背诵基本的宗教经文。 在孟买、班加罗尔等大都市，跨种姓婚姻的接受度已经达到23%左右，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支持跨种姓婚姻的比例是低学历人群的三倍。 大学学历受访者中，只有50%反对社区内女性嫁给低种姓男性，而没有正式教育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高达71%。这种观念差异直接反映了教育对传统种姓思想的冲击，年轻一代更倾向于根据个人品质而非出身来评判他人。 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悬殊。在比哈尔邦的农村地区，跨种姓婚姻的比例仍低于2%，和城市形成鲜明对比。 在沙哈伯普尔这样的村庄，贱民萨拉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土坯茅屋里，妻子从事被视为“不洁”的接生工作，村里人不会邀请他们参加任何婚礼，甚至可能放火烧毁他们的茅屋。这里的种姓隔离依然严格，高种姓村民不会和贱民共用一口水井，更别说一起工作或生活了。 印度政府的预留政策虽然推动了低种姓的职业上升，但也引发了新的矛盾。政府为低种姓群体保留了49.5%的大学和政府职位名额，这使得婆罗门学生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一些高种姓家庭抱怨这种“反向歧视”，而低种姓群体则认为政策执行不够彻底。这种争议背后，其实是种姓制度崩溃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调整阵痛。 从政治领域到文化领域，种姓制度的影响力都在减弱。印度独立初期，婆罗门政治精英主导着国家建设，而现在婆罗门在议会中的比例已降至约8%，基本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持平。 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职业领域的变化相互呼应，共同推动着社会结构的重构。即使在传统文化领域，婆罗门的垄断地位也在动摇，越来越多的低种姓学者开始参与宗教典籍的解读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