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正在北伐战争取得重大成果之际，蒋介石与汪精卫分别在上海与武汉背叛了革命，并对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进行大肆迫害，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与命运的关键时刻，这一年的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批判与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撤销陈独秀在党内的职务，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即“枪杆子里出政权”，随后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

关于“八七会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就是瞿秋白，这次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由此，瞿秋白成为我党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然而，瞿秋白在主持工作期间，却犯了一次路线错误，那就是“左”倾盲动错误。

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这种“左”倾盲动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抵制与批评，于1928年4月被停止执行，瞿秋白也在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自我批评。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后，瞿秋白留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在国内领导中共的是向忠发与李立三。

1930年9月，瞿秋白回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冒险主义路线进行批判，却因对立三路线批判不够彻底，于1931年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红军决定长征之际，瞿秋白主动要求随军长征，却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不成被捕，于1935年6月18日从容就义，年仅36岁。

瞿秋白牺牲后，对于他的定性，大部分时间内是英雄和烈士，但在上个世纪动乱的六七十年代，瞿秋白竟然一度背负着“叛徒”的罪名，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瞿秋白在牺牲前曾写下作品，名为《多余的话》。

瞿秋白将生前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都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其中所流露出来的似乎不是昂扬向上的斗争，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等消极悲观情绪，这部作品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被国民党刊载，中共给出的回应是不相信。

时间来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形势的变化，“阶级斗争”更多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据说当时《多余的话》的原稿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陆定一将此事报告给了毛主席与周总理，周总理表示：

“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

恰好当时历史学界产生一次大争论，就是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评论，戚本禹写文章提出“李秀成是叛徒”的观点，毛主席也作出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在这种氛围下，有人将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与李秀成写的自述联系到一起。

十年运动开始后，《多余的话》更是被污蔑为瞿秋白的“叛徒自首书”，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

“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

有了江青这句话，红卫兵变得肆无忌惮起来，1967年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冲进八宝山，砸毁了瞿秋白的墓，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也被隔离审查，随即被关进秦城监狱，于1973年含冤而逝。

十年运动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瞿秋白再次被人们提起，首先倡议为瞿秋白平反的是陆定一，陆定一认为虽然瞿秋白被捕后写下《多余的话》，并流露出消极的情绪，但以此为依据，认定瞿秋白为叛徒，则显得证据不足，而且，瞿秋白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背叛组织，也就没有“叛徒”之说。

陆定一还认为，将瞿秋白定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那段时期，谢富治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对于瞿秋白的定性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应该重新审查。

陆定一的提议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成立“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对于瞿秋白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

“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1980年10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的一篇通知，名为《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宣布：

“《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