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陈云在北京收到四川省仪陇县委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整理地下党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席懋昭的人，曾在1935年护送陈云去上海，1949年牺牲于重庆渣滓洞监狱。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
这一天来得很迟。席懋昭早在1949年11月27日就死在重庆渣滓洞。

人在哪里牺牲，什么时候牺牲，并没有消失在历史中。真正迟迟没有接上的，是他更早的一段革命经历。

重庆解放后，白公馆、渣滓洞死难人员陆续接受审查。
二百三十六人较早被确认烈士身份，还有近百人因为政治身份、入党经历、狱中表现等情况一时难以查清，没有立即认定。席懋昭也在其中。

有关方面知道他死在狱中，却曾因不了解他的经历，对他是否参加过红军产生过误判。

一个已经死在渣滓洞的人，为什么还要追查四十多年前川西山区的一段路？

因为那段路牵着席懋昭最关键的一截组织经历。
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中共中央决定让陈云离开主力，前往上海恢复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川西处在严密戒备之中，陈云又是江苏人，口音明显，对当地道路、人事关系并不熟悉。

刘伯承为他提供了成都、重庆的接应关系，当地地下党则负责把他送出去。

席懋昭当时是地下党员，在天全灵关一带任教。
执行护送任务的不止他一人，陈梁也参加其中。他们陪陈云从灵关一带出发，经荥经、雅安进入成都。

到成都后，陈云持刘伯承的信寻找当地关系，再与护送人员会合，继续前往重庆。
到了重庆，陈云找到刘伯承的弟弟，在当地住了几天，并买到去上海的船票。席懋昭的任务到这里结束。陈云此后独自乘船向东，7月抵达上海。

所以，席懋昭承担的并非从四川一路护送到上海，而是把陈云安全送过川西、成都、重庆这一段危险区域，使他能够接上通往上海的水路。

陈云后来又去了苏联，并向共产国际介绍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那是抵达上海以后发生的事。1935年夏天摆在席懋昭面前的任务要具体得多：把一个正在被国民党严密搜捕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送出川西封锁线。

完成任务后，两个人的人生很快分开。

席懋昭返回四川后曾被捕，1937年获释，随后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陈云到延安后还见过他。1938年，席懋昭再次回四川工作。十年后，他在雅安被特务逮捕，随后被押往重庆渣滓洞。1949年11月27日，他没有等到重庆解放。

陈云此后曾寻找过当年的护送者，却一直没有找到。

几十年过去，席懋昭的名字留在地方记录里，陈云脑中留下的却不是这个名字，而是几项很具体的特征：那个人在灵关小学工作，妻子也在那里任教，1937年又在延安中央党校见过。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继续复查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尚未确定烈士身份的死难人员。四川组织力量重新调查，早年地下工作留下的零散记录被一件件翻出来。

1983年4月，仪陇县委把一封信寄给陈云。地方在征集党史时查到席懋昭的经历，其中包括1935年护送陈云出川这一段，请他核实。

陈云没有因为路线相同就立即签字。

姓名已经记不清，他让工作人员继续查席懋昭当年是否担任过灵关殿小学校长，妻子是否也在那里教书。四川方面随后查到席懋昭确曾在1934年至1935年间担任灵关小学负责人，其妻也在当地任教，又送来席懋昭的情况和照片。

地方档案负责回答“席懋昭是谁”，陈云只能回答“1935年陪我走过那段路的人是谁”；至于1948年被捕、在渣滓洞关押以及1949年遇害，则由监狱记录和此后的组织调查接上。

三条原本分开的线，直到这时才合到同一个名字下面。

1983年12月20日，陈云签署《关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经历的证明》，确认席懋昭就是1935年从灵关经成都、重庆护送自己的地下党员，并提出应当肯定他的烈士身份，记下他完成这项任务的功绩。

这份证明没有包办席懋昭的一生。它补上的，只是陈云亲身经历、也只有他能够直接证明的那一段。
几个月后，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追认决定。

席懋昭牺牲三十四年后，烈士身份终于确定。

那张决定所接上的，也不只是1949年渣滓洞里一个死难者的姓名。1935年灵关小学的地下党员，1937年中央党校里的学员，1948年被捕的中共党员，1949年渣滓洞中的死难者，终于在同一份身份记录中成为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