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会议。伟人在开会时，看到了正在抽雪茄的李先念，李先念随手递给了伟人一根，谁知伟人却说道：“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70年代初，几名熟悉手卷雪茄工艺的四川师傅来到北京。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卷烟手艺，还有一套在什邡形成多年的做法。烟叶怎样处理，卷到多紧，湿度保持到什么程度，都得重新摸索。

他们要解决的对象，是毛主席每天放在书桌边的一种烟。
这件事的起点之一，要往前追到李先念手里。

吴连登后来回忆，1969年，中南海游泳池会客室开会，李先念正在抽雪茄。毛主席注意到以后，李先念递过去一支。
毛主席接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吴连登把这个场景记在1969年。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保存的另一种记述，则把李先念向毛主席介绍什邡雪茄放在1968年。具体月份没有完全合拢，但两条记述落在同一个事实上：60年代后期，李先念把自己正在使用的四川什邡雪茄介绍给了毛主席。

那时的中南海游泳池早已不单纯是游泳的地方。
1966年以后，毛主席搬进这里居住。原来的休息厅、会客室等空间逐渐承担起办公、看文件、会见和开会的功能。会议经常直接接着工作，桌边放着书、文件、茶和烟。毛主席长期吸烟，战争年代抽过旱烟，进城以后又抽过几种纸烟。

到了60年代后期，年龄增长，感冒、咳嗽也开始出现。
李先念递来的雪茄恰好进入了这个时候。

它不是进口货，而是四川什邡生产的国产手卷烟。

什邡有长期种烟、制烟传统，贺龙、李先念等人此前已经接触和使用当地产品。李先念能够把一支烟递到毛主席手里，是因为这种烟原本就在一部分中央领导人的日常使用范围内。

毛主席抽了一段时间，麻烦很快跟着来了。
先是距离。

烟在四川生产，人却在北京。当地社会生产受到冲击以后，供应不稳定。警卫孟进鸿后来回忆，他曾被派往四川联系此事，并请成都军区方面协助，由往中央送机要文件的人员将烟带到北京。
这种办法能把烟送到，却解决不了使用中的问题。

什邡原来的手卷雪茄一头较粗，一头较细，烟叶卷得也比较紧。毛主席抽的时候，有时觉得气不容易吸通，工作人员便用细铁丝在烟体上扎孔。

办法很笨，却立刻暴露出一个事实：地方烟厂原来面对普通消费者形成的产品，并不完全适合毛主席那种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习惯。

毛主席看文件时，很少专门停下来摆弄一支烟。手伸过去，拿起就抽。原来的雪茄需要分清两头，粗端点火，细端入口。一旦顺手拿反，点火和抽吸都会受影响。
问题又送回卷烟师傅那里。

师傅把里面较大的烟叶处理得更细、更松，外层仍保留整片烟叶。烟支内部松了，空气容易通过，原来拿铁丝扎孔的办法便不再需要。

外形也跟着变化。
细的一头被重新处理，两端逐渐做成近似粗细的圆柱形。毛主席随手拿起一支，不必先判断哪边入口，另一边便可以点燃。一个很小的动作，逼着卷烟工艺改变了烟支形状。

烟的状态还会随着运输变化。
四川到北京路远，手卷雪茄对湿度又比较敏感。太干，燃烧快；太湿，容易熄。成品千里迢迢运进北京，路上保存稍有变化，抽起来就会不同。运输、保存、试抽，任何一处出了问题，都得再找生产端调整。

到了70年代初，处理办法又往前走了一步。

熟悉什邡工艺的卷烟人员来到北京参与制作。原来主要依靠四川送成品，后来把一部分技术和人员直接调到使用地。运输距离缩短了，烟叶状态和卷制松紧也更容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李先念在这里承担的只是最前面那个动作。

他抽这种烟，毛主席看见，他递过去。后面的供应并不由李先念负责。

四川烟厂负责卷制，工作人员负责联系，成都军区帮助解决运输，卷烟师傅再按照实际使用中出现的问题一次次改烟。几拨人各做一段，最后才形成稳定的日常供应。
毛主席本人还问过烟的价钱。

工作人员把情况告诉他后，他特意叮嘱，不要让烟厂吃亏。
吴连登管理生活账目时，烟和茶原本就是毛主席个人开支中数额比较固定的两项。烟换了种类，账仍旧照算。

这样再回到1969年的游泳池，那句“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就有了后来一连串具体后果。

李先念手里的烟本来只是什邡已经生产的一种手卷雪茄。

到了毛主席手里以后，它经历了从四川到北京的运输，又因为吸不动、两头不便辨认而改变内部结构和外形，最后连熟练工人也从四川来到北京。

几年后，毛主席书桌旁的那支烟，已经和李先念当初手里那支不完全一样了。它变成了两端近似、内部较松、拿起来就能使用的圆柱形雪茄。

桌上的文件还在一页页翻。

烟放在旁边，抽一阵，搁一阵。四川师傅卷出来的那点烟叶，就这样留在了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