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6年毛主席听取华国锋同志汇报后所写的一句话，字写得气韵开阔、笔墨淋漓，将草书的线条张力与墨色变化完美融合，观赏性与艺术性兼备。 当时毛主席年事已高，因此写字时有些颤抖，有谁认识这7个字吗？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华国锋赶到毛主席住处报告灾情，又说准备前往灾区。毛主席此时已经病得很重，亲笔写字几乎停止，但仍听取报告，并作了口头回应。
一个月前，他还能拿起铅笔。

6月25日下午3时，毛主席同华国锋谈话，在纸上写下七个字：“国内问题要注意。”
这七个字后来成为他留下的最后一句亲笔文字。可他并没有在写完这张纸条后停止工作。唐山地震发生时，他仍然在听报告、作回应。七个字真正留下的，不是一道“最后命令”的句号，而是1976年春夏之交一种已经改变的工作状态。

那时，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正在向华国锋集中。
周总理1月逝世。2月，华国锋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4月7日，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过去需要周总理协调的大量政务，在新的情况下必须有人继续处理。华国锋的位置因此越来越靠近中央日常运转的中心。

另一边，毛主席能够亲自处理事务的条件却一天天收缩。
他的身体此前已经长期不好。到了1976年春天，讲话、阅读、书写都受到明显影响。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承担记录工作的人员已经发现，毛主席有些话吐字不清，需要身边工作人员协助传达。

外宾离开后，华国锋留下来汇报工作。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说了一句：“国内的事要注意。”

随后，他没有写长篇批语，而是拿铅笔分开写了三张纸条。
“慢慢来，不要招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三句话处理的是三件不同的事。工作节奏不能乱，既定方针不能轻易变，承担中央日常事务的人必须得到明确支持。华国锋当时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单一部门的差事，而是越来越多需要中央拍板、协调、延续的事情。

毛主席过去处理工作，并不缺长文字。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手稿中，有几十页的文章，也有密密麻麻的批语、电报和修改稿。他可以在一份文件上连续增加意见，也可以把一篇文章反复改动许多遍。到了1976年，这种书写方式正在退出他的日常工作。

纸条变短，并不是文字趣味改变了。

6月初，毛主席突发心肌梗塞。此后，他停止会见外国来宾，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三张纸条过去还不到两个月，6月25日与华国锋谈话时，他留下的文字已经只剩一句。
“国内问题要注意。”
七个字没有列举问题，也没有规定处理办法。
纸上找不到某个省份的名称，没有哪个人的名字，也没有一项具体处置程序。它与4月30日那句“国内的事要注意”靠得很近，却比那一天留下的三张纸条更简短。

华国锋此时已经在主持大量日常工作。毛主席把注意国内问题这件事再次交代给他，纸上却没有再展开。这里能看到的，是职责的一步步加重，也是毛主席亲自表达能力的一步步缩减。

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很直观的尺度。
4月30日，毛主席除了口头谈话，还能连续留下三张纸条，各有内容。
6月25日，只留下七个字。
到了7月28日唐山地震，他仍能听华国锋报告，却没有再留下新的亲笔文字。
三个月里，中央工作并没有停下来，华国锋承担的事务还在增加；毛主席参与这些事务的方式，却从谈话加书写，逐渐缩到简短书写，再缩到主要依靠听取报告和口头回应。

所以，这张纸最值得看的地方，并不在所谓“墨色变化”。
它本来就不是毛笔作品，而是铅笔手迹。线条发颤，落笔不再稳定，与毛主席当时严重恶化的健康状况连在一起。若把这些颤动全当成草书技巧，反而会把那一年最具体的处境遮住。

同样不能把七个字装进太多后来发生的事情。
“国内问题要注意”没有留下具体对象，更没有写成一套处置方案。它能承担的分量，到纸面为止，就是毛主席在身体已经极度衰弱时，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留下的一句工作提醒。此后华国锋怎样处理中央事务，还要面对政治局、国务院以及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由七个字自动完成。

毛主席一生留下两万多件手稿。早年的文章可以写几十页，战争年代的电报可以一封接一封，建国后的文件上也常见大段批注。
生命最后几个月，文字却越来越短。
中央档案馆最终保存下来的那张纸上，只有铅笔划出的七个字：“国内问题要注意。”

再往后，纸面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