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老百姓惨还是清末老百姓惨？

老张头把最后一簸箕晒好的谷子倒进麻袋，用麻绳仔细扎紧袋口。他直起酸痛的腰，望了望天边沉下去的日头，又扭头看了看屋里空了大半的谷仓。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又少了两成，可里长前天带来的口信还在耳边打转：秋税加上“平乱捐”，每亩地须多交一斗二升。他算不清这是第几回加征了，只记得从顺治爷到康熙爷，名目总在变，袋子却越来越重。

他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明明灭灭。儿子蹲在一旁，闷声问：“爹，真没法子了？”老张头没答话，从怀里摸出个油布小包，层层揭开，里头是两张叠得方正、边角磨损的旧纸。一张是崇祯十四年县衙出具的“辽饷暂欠凭”，墨迹早就淡了；另一张是顺治二年新朝的“赋役全书”抄录，字字清晰，写着他家田地应纳的粮、银、丁数目，分毫不差。

“法子？”他把两张纸并排摊在膝头，“崇祯年，天灾虫害，官府催得急，可实在缴不上，还能画个押，欠着。差役也是本地人，知道锅里没米，骂几句，倒也容你缓一口气。如今……”他用烟杆点点新朝的那张纸，“白纸黑字，钉是钉铆是铆。你少交一升，便是‘抗粮’，里长、甲首连带受罚。谁敢替你瞒？谁又敢让你欠？”

几日后，催粮的差役到了，不是往年熟面孔，而是县里新来的书办，带着两个挎刀的营兵。书办对照着“赋役全书”和地契，一笔一笔算得分明。算完，他合上册子：“张老丈，连本带利，共该纳粮三石七斗，折银二两一钱。今日需得清缴。”

老张头哀求收成不好，能否用红薯、土豆抵一部分。书办摇头：“朝廷明令，赋税须征本色粮米或折色银两，杂粮不收。”营兵的手一直按在刀柄上。儿子从屋里捧出积攒的碎银和铜钱，凑了半天，还差三钱银子。书办沉吟片刻，指着圈里那头半大的猪：“用它抵吧。”

猪被牵走时叫得凄厉。老张头看着空了猪圈的角落，对儿子说：“看见没？崇祯年，像是病，一阵阵发烧，有时还能迷糊着歇口气。这大清，是把你绑在凳上，每天按着时辰来放血，放多少，怎么放，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你喊不了疼，也躲不开。”

秋后，村里开始抽丁服徭役，修淮河堤。三丁抽一，老张头家只有一个成年男丁，本该免征，却被划入“协济”，需出钱雇人顶替。钱从哪来？家里只剩几亩薄田和一间老屋。

儿子一咬牙，把田契押给了邻村一个早几年迁来的旗人家丁，换来五两银子，一半雇人代役，一半留着应付来年的税。那旗丁在契约上摁了手印，慢条斯理地说：“三年为期，利息按年二分。到期还不上，这田可就归我了。”

老张头没阻拦。他知道，这田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可眼前这关，总得过去。他收起那两张早已无用的旧纸，油布包压在箱底最深处。孙子跑过来问那是什么，他摸摸孩子的头：“是从前日子的一点念想，如今用不着了。”

堤坝修了整整一个冬天。儿子回来时，人瘦了一圈，手上全是冻疮。但他带回一个消息：工地管事的说，朝廷下了恩旨，明年江南漕粮改海运，他们这一带的河工徭役可以减三成。老张头听了，脸上不见喜色，只叹了口气：“减了三成徭役，怕是会多出三成别的捐派。那本账，总归是要填平的。”

果然，开春后，里长带来新告示：为筹办海运，加征“河工海运协济银”。老张头算了算，家里要交的数额，正好把儿子带回来的剩余银钱掏空。

他走到屋后，看着那片已经抵押出去的田地。麦苗青青，长势正好。他站了很久，最后佝偻着背，慢慢走回屋里。箱底那个油布包，他再也没有打开看过。